何志成：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考
三农问题是全国上下最关心的大问题。但来自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很少，尤其是实证研究、系统研究、创新研究。鉴于此，我利用十一长假，并请假十五天，自驾上万公里，途径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贵州，江苏、浙江，期间还专程考察了新疆的农牧业情况。希望整理出客观系统的三农考察报告。虽然时间很有限，但我注重考察方法的效率，即采取：点与面相结合，粗与细相结合的方法，提前对一些乡镇村政府发出调研课题，到了就召开研讨会（共计四场），同时利用自驾的方便随意地突袭考察一些具体村庄和农户（大约有七八个村庄和十几家农户）。即听取地方政府官员意见，也重视农民意见，同时加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23天行程下来，收获巨大，形成了很多新的思考——很多是来自与众不同的体验。
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即需要实际观察，更需要理论突破。在我出发之前，我已经深感我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苍白，缺乏创新，因此也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问题在哪？没有找到理论之总纲，因此也就没有看到最关键的问题在哪。我的研究力求抓住三农问题的总纲，回答三农问题中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提出关键性的政策建议——绝不空谈。
三农问题纷繁复杂，三农理论应该从哪里入手？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劳动”切入，从“农业劳动力成本”切入，首先理清农业成本与农产品价格的复杂关系，进而分析农村劳动力大迁移和农村土地问题，形成一系列关于三农问题的新思考。
农业劳动力成本应该怎样计算
目前中国有9亿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66.67%，但农业产值占比却不到10%。农业真的是这样无足轻重嘛？一看CPI就明白，农产品的比重超过45%，农产品仍然是最主要的消费品。农产品价格牵一发动全身，这从侧面说明农业产值被严重低估，农业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三农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在调查中发现，农业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最主要原因大约有三个：
一是大约50%左右的农产品仍然没有商品化，农产品不完全是商品，属于农民自己养活自己。这部分劳动虽然同样创造价值，但在实际计量时却被算作“无偿劳动”，这个现象在边远地区尤其明显。因为交通不便，那里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很低，有的地区几乎没有。没有商品何谈商品劳动，这个现象虽然违背了马克思关于“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才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的基本理论，但农产品的商品化水平必须逐步地提高，才能使农业劳动的劳动价值得到重视，同时，转化农业劳动成果的非农业劳动非常重要，而这恰恰是目前农村和农业生产的薄弱环节。这一点很关键——不能变现的劳动不仅无法计算其价值量，而且不属于可以交换的“有价值劳动”。目前农产品贩运劳动主要由城市劳动完成，它们的劳动价值远远高于农业劳动，其净利润大约是农业劳动的五倍至十倍。农产品价值虽然很低，但农民得到的更低，因此，解决流通环节的等价交换问题很关键，这与农民缺乏劳动组织有很大关系；
同样道理，虽然农业劳动的另外50%是参与社会交换的，但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农产品价值被严重低估，包括现在各级政府为了压制CPI，保持较低的通胀率，往往人为地将农产品价值压得更低，使得农业劳动仍然处于严重不等价交换状态。农业劳动强度大，最脏、最累、最差、最苦、最危险，价值却最低，农业劳动被认为是最低级的劳动，没有人愿意干；第三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它们的劳动力价值没有计算在农业劳动价值中。这部分劳动占比是多少?我在各地调查中做过粗略统计：河北河南农村的外出劳动力大约占劳动力总量的40%-50%，四川农村大约占劳动力人口的70%-80%。全国粗算大约有一亿农民工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地打工，另有一亿农民大约有半年时间在外打短工或者出事服务业，还有五千万农民是在家乡附近从事非农业劳动，短工居多。粗算一下，最少有两亿农民工在从事非农业劳动，他们的劳动价值被计入工业产值。没有以上三个因素的扣抵，被少算或没算的农业劳动力价值大约是现在的三倍，也就是说，我国农民创造的劳动力价值大约占GDP的40%。
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使得农业劳动成本计算发生了本质变化：农业劳动需要等价交换，客观上也越来越接近等价交换，这是一个不得不被正视、正在改变历史的经济现象。
农业劳动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自给自足性质的劳动，商品化率低，这是农业劳动价值被低估的根本。而农业劳动的季节性特点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变得日益明显，农产品的商品化比例在不断地提升，而所需的农业劳动却越来越少，农业单位劳动价值在缓慢提升，但总体还被低估。近十年来，历史改变了现实，一个重要的现实是：大量农民工离开农村之后，农业劳动“被”等价交换了。农业劳动不仅不再以自给自足为主，关键是：农业劳动普遍需要雇工，农业劳动可以计算价值量了。我在各地调查中发现，目前农村很多重体力农业劳动都是请人做的，比如插秧，收割，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更使得农业劳动工资化。
农业劳动的成本被量化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农业收入必须扣减成本，而这个成本近年来被大幅度提高。
目前，农业劳动的成本怎么计算？可以用雇工工资计量。我询问了一些农民家庭，他们雇工是以农民工外出打工工资收入的一半左右计算的。比如，现在四川农民工在本省打工日工资为，小工120元，大工180-200元，农业劳动雇工工资为每天80-90元。这似乎仍然很低，但相比过去农业劳动几乎不计报酬来说仍然有极大的提高，而且使得农业劳动的成本显性化了。
具体举例：一个四川丘陵地带的农民如果完全依靠自身的劳动完成一年的农业生产，水稻两季或者间种杂粮，收入可以达到每亩2500元左右，每个家庭一般有两亩地，收入5000元左右。由于劳动不计成本，只算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大约2000元，纯收入可以有3000元。但若雇工，哪怕是插秧和收割时雇工（插秧一亩地需要两个工，收割三个工。每个工按85元计算，有的还要管吃），这就需要扣除1000元左右，一个家庭的农业年收入其实只有2000元，相当于日常农业劳动报酬每天只有10元（按200个劳动日算）。如果这个家庭一年自身消耗自产农产品的一半，它的的商品化率即可以交换的劳动价值大约只有1000元左右（纯收入）。结论是，完全靠农业劳动积累率极低，很难摆脱穷困潦倒的局面，更何况还有天灾人祸。
农业劳动要取的高收益，必须大规模地集约土地。而大规模地集约土地等于变相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在农民工外出最多的四川省尚不可行，何况其他省份。集约化是方向，但要农民自愿。不能一刀切。土地集约化应该有比例控制，目前以20-30%为宜。
农业集约化经营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但成本未必能够显著地下降，相反，由于集约化经营必须雇工，包括日常田间管理都需要计酬，整体农业劳动力价值都会体现在农产品的成本中，这使得农产品成本会不降反升。如果农业劳动力价值只按最低标准每天50元计价，也是家庭农业劳动成本的五倍之多。这恰恰是农业劳动集约化的又一瓶颈。
农民从事副业生产或曰养殖业曾经是以往农业劳动变现的主要来源，但现在农民从事家庭养殖业的却越来越少了，而减少的直接原因就是农业劳动成本显性化，劳动成本相对大幅度提高。
四川历来是我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基地，生猪出栏量曾经占世界的1/20、全国的1/9、省际间调拨的1/3，历来享有"川猪安天下"的盛誉。从历史上看，四川农民从事生猪养殖业曾经是农业劳动变现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肉价高涨的今年，农民从事家庭养猪的却越来越少了，减少的直接原因很值得深入分析：
过去是穷人养猪，现在是穷人养不起猪；过去是能人养猪，尤其是饲养母猪，现在是能人看不上养猪，农村里几乎见不到母猪！
我在四川等地专门对农村养殖业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其中重点调查了绵阳关帝乡、泸州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养猪情况。首先需要向大家报告的是，今年以来农户养猪的存栏数大幅度下降，数字十分惊人。我对四川泸州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四个村子进行了随意调查（突然进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家养猪，村民告诉我，目前的存栏量相比去年下降80%左右，比如去年一个村子仔猪存栏量还有200头，今年连20头都没有。我问了村中少有的几个养猪户，他们饲养的仔猪根本不卖，就是为了过年时自己吃，剩下的一部分也只供给自家亲戚办的农家乐饭店——作为吸引城里人的最大题材（纯天然农产品）。
为什么不养猪了？原因很多，但最大的原因居然是不合算，赔本。我与四川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几家农户算账，他们告诉我，现在购买小猪的费用大约需要1000元了，而目前常年留守农村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是相对比较穷苦的家庭，没有非农业技能，或者是老年人。这些人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000元左右，应付红白喜事都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买猪仔的钱。借钱养猪需要具有一定规模，农村金融不会支持老年人和贫困家庭，甚至不会支持养猪业。因为它被认定是低效产业，风险产业。贷款不能扶贫。有钱的农户当然不在乎1000元仔猪钱，但更不在乎养猪收入，这些家庭大都有人在外打工，年收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怎么在乎仔猪能够卖多少钱。
若仔细计算养猪业的成本，相对外出打工收入，更是小巫见大巫。我仔细地询问过养猪专业户，目前家庭养猪很难实现自负盈亏，一只猪仔要养大了卖，需要2000斤左右粮食（粗饲料）。这样的猪肉虽然很好吃，但未必有人认，与其卖给市场，不如自己吃。更重要的是，以前农民养猪是综合利用，猪粪可以上到田里。但现在的农田没有几家施农家肥，猪粪反而成为负担——农民也讲究卫生和环保了。
大量农户不再养猪，关键还在农业劳动力成本的显性化。何谓农业劳动力成本显性化？即农业劳动成本大都以农民工收入作为参照物，日收入低于100元没有人愿意干。由于大量壮劳力外出打工，农村劳动力市场很紧张，非常多的家庭的纯农业劳动都依靠雇工完成，养猪虽然不很累，但很烦，猪要吃草，粪要上到田里，这些劳动又脏又臭，还污染家庭环境。绝大多数家庭处于雇人雇不起，自己干，体力又不支的状态，因此很多人家放弃养猪。
农民不养猪，反应了农村很多最重要的变化。比如农村的空壳化现象。以前总以为城市化好，却不知城市化的另一方面是农村的空壳化，目前农村的房屋闲置率很可能大于城市。晚上走进农村，黑灯瞎火，开车经过农村，根本看不出是村庄。
过去农村以人丁兴旺为荣，现在的农村却见不到人，到处看到空房子。按说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投入不少，几乎村村通公路，有些村庄公路直接连接住户，房子的建设质量有些也很不错，但里面除了家具电器空空如也。当然也有贫困户，但极少。纳溪区区长熊启权告诉我：目前农村留守人口情况可以用613899来形容，即主要由少年儿童、妇女，老年人构成。而我在四川农村入户调查中发现，青年妇女几乎一个也看不到了，甚至50岁以下妇女也难看到，都出去找营生了。村里大都是小孩和老人，50岁以下很难见到（晚上可能多一些），60岁以下算壮劳力，80多岁还在耪地（见图，这个老人已经84岁，这个老人仍然可以烧猪食，但不能割猪草了，她的儿子57岁，是村里唯一的壮劳力）。这样的劳动力现状很难从事繁杂的养殖业劳动，包括重体力农业劳动。非常多的农民在与我的交谈中都希望我代表他们发出这样的声音：过不了几年，农村可能真没有人了，那时候不仅没有人种地，关键是没有人会种地。粮食安全隐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大问题，会有一次大爆发、总爆发。
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必须提高农产品价格
如何让农民回来种地，增加农民尤其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的纯收入是关键点。
我走了一遭，可以确认中国今年农业再获丰收，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秋粮增产率大约在10——15%，四川南部和贵州北部旱情严重，但这些地区秋粮的商品率很低，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早已不是粮食和农产品，因此今年整体看，又过关了。
粮食丰收，价格还在上涨，秋粮收购价提升15%左右，大于夏粮提价幅度，水稻提价不到10%，小麦大约9%。导致杂粮粗粮提价较多的原因主要是饲料短缺，肉价越是上涨，饲料粮涨价越快。而玉米的蛋白质要比小麦水稻更高。粗粮提价幅度高，说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改变，质量提高。这个趋势的发展必将出现对高品质农产品的更大需求。
粮食大丰收，反而要关注三农问题，尤其要关注农业安全。
过去我们讲粮食安全着眼点主要放在怎么吃饱，现在讲粮食安全更要强调吃好，吃得舒服，吃得安全；过去我们谈增加农民纯收入主要依靠农业人口转移和降低农产品成本，现在农业人口转移已经有些过度，农村劳动力已经出现严重不足，撂荒现象严重，而降低农产品成本对增加农民纯收入收效甚微，相反还有副作用。比如一些转基因作物抗病性较强，可以不用农药，但它的味道不好吃，做饲料还凑合（但不能为主）。这使我想起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晚稻亩产可以达到近2000斤，但没有听说这种水稻是否好吃，当否绝对安全。水稻是不能做饲料的——蛋白质转化率很低，吃起来口感如何，营养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产量暴增很可能影响价格，使得丘陵地带的农民更不愿意种地——无法推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谷贱伤农呀！
中国农业问题最忌一刀切，粮食安全问题更要两分法，我在考察途中深有感触的是：提高农产品产量要与提高农产品质量并举，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人（群）制宜。适宜提高产量的地区主要是平原，很多地区缺水严重，很可能适合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即使是常规农作物，也适合机械化生产，可以通过推广良种等方式降低成本，增加产能，国家通过逐年提价较快地提高农民收入；城市周边的地区要更多地发展优质蔬菜，尤其是无公害蔬菜，政府要下力气解决蔬菜产销结合难题；又如四川、贵州这种山区丘陵占比较大的地区，相对土地很少，不适合大范围推广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这些地区应该更注重发展优质农产品，通过建立优质农产品品牌形成一个新的价格体系。
中国农业的问题最忌一刀切，农产品价格体系也不能一刀切，农产品就应该优质优价。何谓优质，市场会回答，农民会根据市场需求形成的价格导向转向生产优质农产品。
优质农产品必然是成本较高的农产品，这个成本不仅体现在投入上，更多的是人力成本。因此需要高价！
我在调查中专门与农民分析了生产不同农产品所花费的成本，结论是差异很大。比如四川纳溪区就属于山地和丘陵较多的地区，这里的传统农业就是利用零星土地生产酿酒（高档酒）所需的红高粱，这种高粱必须是“纯天然”，以施农家肥为主，由此必然带动“农家猪”的生产。有两个典型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浅山区农户养猪比例要高于平原区农户，山区大约有50%左右农户养猪，而越是以大田农作物为主的地区农户越不养猪。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大田农作物不施农家肥；二是农村土地撂荒情况越来越严重。四川泸州地区曾经要谚语，种田种到山边边，种菜种到水边边。珍惜每一寸土地。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边边地被撂荒，甚至一些菜地都没有人收获——我看见很多菜烂在地里。什么原因？农产品价格太低，尤其是优质农产品卖不到成本价，尤其是雇工成本，因此一些农民情愿让农作物烂在地里。
畜牧业是优质与一般成本差异最大的，但它们的差别只能从口感上体会出来，因此生产优质畜产品很难与生产一般畜产品竞争。优质畜产品的生产周期普遍是一般畜产品的一倍以上，有的甚至更长。
比如，四川纳溪区生产的“林山鸡”主要是利用山林地散养，是一种纯天然的畜产品，它的生产过程几乎不喂含有添加剂的饲料，因此长得慢，从小鸡长到肉鸡是养鸡场的三倍左右（以一年为一个周期），是“肯特基”的五倍。但这种鸡肉质好，下的蛋也是完全纯粹的“土鸡蛋”。该区的领导有意识地推广这种优质畜产品，将每一只鸡都带上政府制作的脚环（带有号码和年月日记号）。由于城里人很认这种纯天然的土鸡，因此每一只可以净赚15元以上，如果加上卖土鸡蛋，收益率更高。目前该区的生产规模已经扩大到1000万只以上，是山地农民致富的法宝。为了保护这种优质畜产品，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品牌维护，防止假冒伪劣。我在考察过程中与该区领导商量，在脚环上再做文章——以前是等到小鸡长大再套脚环，应该改为在小鸡防疫之后统一上脚环——随着小鸡长大，脚环“终生”拿不下来，消费者看到这样的脚环就放心了。这个建议当场被该区领导采纳，指令畜牧局长抓紧实施。
再如养猪，农家猪就是比养殖场的猪好吃，养殖场的优质猪就是比“三月肥”好吃。区别在哪？在生产周期，在饲料投入不同。我在考察过程中，很多农民告诉我：我们不懂得何谓添加剂，关键是市场上到处都卖添加剂，吃了添加剂的猪就是长得快。说农民贪便宜，为什么不埋怨国家容许这种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呢?一些养殖场的老板还告诉我，它们的猪不吃添加剂根本不行，因为根本不喂猪草，又不运动，这种猪连站立都困难。一些人甚至对我说：生产“三月肥”牌饲料的工厂应该关闭，它虽然解决了老百姓吃肉的问题，却带来老百姓潜在的身体隐患，因为很多添加剂是致癌的，过量使用很危险（我第一次听说猪也有肝硬化，还需要确认）。
必须强调，现在绝大多数养殖场都已经认识到添加剂过量使用很危险，不人道，肉也不好吃，因此大都限量使用——完全不用的没有。解决猪肉安全关键在品质，优质猪可以少用添加剂，但最关键的还是有意识地延长生产周期。纳溪区生产的“川黑二号”从小猪到长成出栏周期为半年以上，它的饲料完全是自产（玉米、麸子，稻糠搭配），关键是每天必须喂猪草。这种猪看着就生龙活虎，肉质当然好。当然，成本也高，相比生产纯饲料猪成本要高出一倍，所以售价必然高。目前这种猪在本地卖的反而不好，完全靠外地长期定点采购。我在考察过程中与该区领导商量，优质猪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正大光明地宣传无公害猪肉，将纯饲料猪与“川黑二号”的差别告诉消费者。当然，政府也要监督养殖大户维护“川黑二号”的品牌，定期检查养殖场的饲料配比和生产周期。保护了消费者，就保护了生产者。
对很多地区来说，目前最关键的是想方设法恢复农家猪的存栏量。而最可靠的办法是要让纯粹的农家猪卖的更贵。我在河北太行山农村考察专门体验了一次纯正的农家饭，他们的猪肉就是好吃，简单的一顿饺子真让我们体验到小时候的味道，久违了。一问才知道，这里的猪要养一年以上，完全是传统饲养，天天要吃猪草，饲料以纯粮食为主。至于成本，当然要高很多。由于养殖户极其分散，政府没有有意识地推广，因此大山外没有人知道，这种猪的存栏量也难以提高。
我在考察途中常常想，以往我们认为制约农户养猪的最重要原因是养殖业的直接成本上升太快，比如今年以来，饲料成本同比上涨了9%，运费、水电费成本同比上涨10%。同时秋粮收购价还提高了15%左右，明年的生猪生产成本会更高。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逆向思维呢？既然成本提高，肉价也就应该提高，优质的农家猪更应该提高。而猪肉要做的优质优价，光靠农民不行，要靠政府，靠政策。我们现在一想到肉价涨，就担心CPI，这是不对的。如果农民散养的存栏量能够达到2010年的水平，猪肉的供给会极大地增加，价格自然下行。问题的关键点在让农户散养什么品种的猪肉，是养饲料猪嘛？那会对大户养殖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农民的成本要比专业养殖户低很多。
农民散养的就应该是农家猪，是纯天然的优质猪，它们将与工厂化养殖形成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按照成本差异与专业养殖形成不同的价格体系。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宣传辅导，提供统一的优质猪仔，包括实行强制性防疫。
2011年为什么肉价涨疯了，除了成本提高，关键是疫病。而疫病的高发区恰恰是散养户。一些村干部告诉我，虽然今年虽然肉价也在提高，但由于一些农户不愿意防疫，嫌麻烦，导致疫情大面积爆发并扩散，导致肉价更大幅度提高。显然，肉价猛涨与疫病大面积发生相关。现在虽然肉价虽然提高了很多，但还没有达到刺激农户回乡养猪的拐点，绝大多数农户对肉价提高不敏感，尤其是市场没有向它们发出优质优价的信号，农家猪卖不出好价钱，农民仍然缺乏增加存栏量的兴趣。这种趋势怎么改变？我在考察过程中反复与一些地方领导商量，政府能不能统一销售已经防疫过的小猪崽，能不能帮助农民宣传农家猪的优势，现在政府统一收购有困难，但可以让更多的城里人直接到农村采购纯正的农家猪（肉），包括其他优质农产品，比如将品尝农家菜，购买优质农产品与旅游相结合——仅仅是冬季腊肉的销售量就极其可观。我在考察后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让更多的人吃到优质猪肉是有办法的，而最好的办法是市场经济，政府要做的不是抑制市场价格，而是理顺市场价格，起码要告诉消费者优质猪在哪！我相信，当市场形成两个价格体系的时候，猪肉的供应量会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农家猪的供应量会显著地增加，同时会指引带动更多的专业养殖户开始生产优质猪，最后，两个体系的肉价会收窄。“三月肥”虽然会很便宜，但没有人会吃，自然也就没有人生产。到那个时候，恐怕肉联厂都要改变广告词:我们的猪肉来自纯粹的山村，来自纯天然。
农民工问题很可能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三农问题复杂，都与农民工相关；农民工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群体，也是最容易受到市场伤害的群体；农民工问题很可能是流云般的历史现象，就像它突然间兴起一般，也可能会突然间消失，当然，这种消失很可能是一种转化。怕就怕，农民工因为失去工作岗位而集中返乡，那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农民工问题最新，研究的人也最少，但它很可能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是中国火热的经济增长促使大量农民弃农弃乡加入农民工大军，还是由于长期被压制的农业劳动价值量极低，迫使大量农民背井离乡？这是我一路上反复思考的问题。想来想去，终于悟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时发生，相互作用的。
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发农民向城市流动，这应该是历史趋势；同时，要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业劳动强度，就要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力，它反过来又会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这种向着正确方向的流动是不是来的太急、太快了，它是否会出现回潮！
农业劳动力被解放了，这些劳动力到哪里去？需要做认真的研究。二十几年前，我们曾经尝试乡镇企业，并希望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能够成功。结果证明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当时到处开花的乡镇企业很快大面积倒闭，农民还是农民。当然，其中有佼佼者，这就是现在很多小微企业的原型。必须承认，第二波农民工现象是与血汗工厂相关联的，加入WTO之后，国内外资本都瞄准了中国农村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尤其是瞄准了他们极低的生存需要，这一代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原始积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从乡镇企业到血汗工厂，第一代农民工大都是做“车间工人”，男女都有，这批人有多少？最高峰时应该超过1亿人，仅仅浙江省2006年的数据，该省农民工总数已达1783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60万，外省农民工约523万。与该规模相似的还有江苏、上海、广东、福建、北京、山东、辽宁等，而四川、河南、安徽，包括河北、湖南则是农民工输出大省。
2009年之后，农民工的主体发生了极大变化，从以“车间工人”为主，变为以建筑工人为主，同时，农民工的主战场也发生转移，中西部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力。就在这一年，我国突然间兴起无数个基本建设工地，“四万亿”很快变成了十四万亿，也在这一年，胡主席提出“体面劳动”概念，农民工大幅度提高，直至2011年应该说彻底改变了农民工“低收入、低支出、低生活水平”的“三低”状态。在建筑业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战场之时，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另一个主战场，就是城市服务业。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现在农村里已经见不到女孩子了，连中年妇女都很难见到，她们到哪去了，干什么去了？都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主要从事服务业，而且收入也在提高，最典型的就是保姆、小时工，近年以来收入提高幅度很大。正是因为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民才成为最稳定的社会群体。同时，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也将改变城市就业的基本面，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我在考察沿途一路对当地农民工收入做了调查，发现几个值得重视的经济现象：一是近年农民工收入提高幅度远远超出城镇普通劳动者，农民工工资连年上涨，每年幅度都在30%左右。目前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已经普遍高于城市工人，即使是服务业，工资也在大幅度提升，甚至在与低端白领看齐。今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小工可以拿到每天120元，大工可以拿到180-250元一天。我对几个建筑工地做了调查，农民工占比一般都在85%以上，有的高达95%，大小工的比例一般是8:2，在大工中还要分层次，最能干的每天收入可以超过300元（而且从不缴税），赶上活路紧，有的人每个月可以收入1.5-2万元。而大城市保姆收入大约在2500元左右，小时工可以拿到5000元。必须指出，农民工绝大多数是不交税的，因此实际拿到的工资收入比城市白领不少：二是农民工收入的地区差异被迅速地抹平，比如原来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农民工工资高，而现在这些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与河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当地的农民工相比，已经差不多了。以小工为例，北京120元，四川的中等城市也是120元，四川的乡镇也要100元（还要管吃）。当然，北京的农民工相对稳定长期，而四川的农民工多为打短工。但针对这个现象我也询问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他们普遍认为，如果能在家乡附近找到工作，即使是打短工，或者工资低30%，也不愿意背井离乡。这与以前追求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它起码说明，农村的文明程度（包括环境卫生）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三是越是向西，农民工工资越高，新疆的农民工工资要高出内地25%左右。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在西部，但也折射出另一种可能性：现在房地产调控已经导致建筑业用工人数锐减，如果未来基本建设项目也大幅度减少呢?这么多建筑工人能干什么；四是农民工工资还可能上涨，因为农民工的供给与需求之间还有差距，农民工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用。但随着今年货币紧缩趋势的持续，建设项目甲方拖欠工程款或劳务费的情况开始发生，劳务公司普遍觉得难以维持，农民工2012年的收入水平难以保持大幅度增长，甚至会出现下跌；五是中国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太快，用人成本让很多企业尤其是正规企业日益感到巨大压力，同时，中国劳务的低成本优质正在丧失，同时形成农业劳动力的断层；六是男男女女的青壮年农民都离开了家乡，他们的下一代在哪？还有没有下一代农民?值得思考。
必须承认，农村这两年变化最快、最大，城乡差距在迅速地变小，但农村毕竟是农村，城市仍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主要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大涨直接相关，这种上涨短期看有利，中长期看，反而是隐忧。还是以四川纳溪区为例，该区2010年输出农村劳动力15.42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5.01亿元，今年又有增加，外出的人更多了，收入提高幅度达到30%，人均接近5000元，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5%，相对来讲，很多家庭占到90%以上。农民工收入增加，但农业收入未必增加，农民消费能力也大幅度提高，但主要消费品必须靠现金。这与以前主要靠自给自足完全不同。我一路看到，农村的房子建得是越来越好了，以致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严令农民不得自行改扩建住房，要按照新农村建设的统一模式修建新住房。而这还得到了农民的响应，因为绝大多数农户手中有现金，也有住更好的房子的意愿，这极大地提高了新农村建设进度和城镇化进程。目前该区农村城镇化率已达到55%左右。问题是，这么好的房子却没有人住，农村住房空置率比城里还高！
大量农村劳动力弃农，自然推进了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度，农村土地改革呼声迫切。我在几个乡镇统计，大约20%左右的土地被流转，山地更多例如纳溪区大渡口镇民强村将整村土地集中转让给业主何生涛发展甜橙，现在园区内种植了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甜橙1526亩。而河北太行山深山里的村，竟整体卖给了城里人（我在时还没有完成手续）——旧房子卖掉，周边土地出租。这些现象很值得注意。
在我看来，未来农村很可能出现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农民工中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人会选择回乡，或从事养殖业，或从事贩运业——如果政策对路，这些领域能够吸纳巨大的就业人口。相反，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城市人也可能下乡，因为农村的土地资源很可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再度快速增长的源泉。农村土地一定会升值的，上山下乡很可能成为新的潮流，当然这需要农村土地政策改变——这是后话。
当前最急迫，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农民工大量外出所带来的问题。一是土地撂荒很严重。农民工大量外出，而且收入增加很快，对农业尤其是种地收入不敏感，加之留守农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残，自己种不了，又不愿意包给别人，因此部分耕地无人耕种。据我调查数据，季节性丢荒的土地面积大约在5——10%，越是山区越严重。
二是农村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农村孩子的成材率大幅度下降。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增加，初步调查，大约有40%左右的留守儿童是随爷爷奶奶生活，由于父母亲情缺失，给留守儿童心里上造成影响。近几年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比例迅速降低，不爱学习，且好逸恶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学习不好，还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甚至连基本的就业教育也不喜欢参加——这是很危险的。
三是如何稳定真正的农业人口，让农业劳动力得以自然繁衍。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调控可能带来积极的变化，促使一部分农民工返乡，言外之意很明确：城市化步伐要慢一点。
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中央政府改进三农政策仍然充满期待
农村政策好不好，没有人说不好，比如取消农业税，这是几千年没有的大好事。但中国农村之大、之广，不可能实行一刀切的农业政策。一刀切省事了，另外的弊端也就出现了。农业政策要有针对性，才有系统性、连贯性、可持续性。
为什么很多政策要一刀切，很大程度是不相信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媒体上报道农村基层干部往往以“黄世仁”和“南霸天”居多，如同一写到小煤窑，就是黑心窑主。对此，我在调研过程中特别注意了农村干群关系，以及农村基层干部的“个人形象”问题。我每到一处都对农村干部提出相同的问题：你们觉得自己有多大权力？而回答基本是相同的：没有权力。为什么没有权力？一是不掌握资源，更没有资源的支配权、分配权，二是很多农村以及空壳化，没有人可以管。现在农村的村长大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四川农村。河北河南稍微好一点，。尽量选拔年轻人，但没有几个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当干部——因为当干部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我考察一圈，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很好的，是很可靠的，他们不是“黄世仁”更不是“南霸天”。要搞好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这些人。
新农村建设必须有人领导，也必须有财力保障。在我看来，农村有很多公益事业需要基层领导出面协调，更需要资金投入。比如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已经十几年没有改善了——很多地区目前是下一点雨就涝，十几天没下雨就旱，尤其是四川丘陵多的农村，堰塘沟渠大都淤塞。继续重新修整。但农村基层没有钱，也没有人。我专门询问，国家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没有到位？乡镇的回答普遍是没有！
实际上，国家每年对农村的直补是非常巨大的，仅仅农业直补，四川每亩地就达到120元左右，全省、全国算下来数字极大。但这些钱的很大部分没有给种田人，很多长期在外打工的人拿着国家的农业直补，相反，承包了土地种地的人却见不到国家的农业补助。同时，农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全靠地方政府拿钱，水利建设也如此。钱多的地方可以搞一点，但绝大多数村级，包括乡镇都没有钱，越是远离城市的乡村越得不到钱。村民相对是有钱的，但让他们买农业保险，甚至买医疗保险都要反复的动员，一些人情愿将国家的补助喝了酒，也不买，很多空壳家庭更是几年不见面，更别指望他们买保险。因此很多基层干部希望我呼吁，能不能不搞一刀切，有些地区的农业直补可以直接拿出一定比例上农业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条件好的乡镇，还可以用这部分财源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修水利。必须明确，国家的农业直补是针对土地的，不是困难补助，不种地的农民不应该得到国家的农业直补，种地的农民要参加农业保险，参加农民医疗保险，所需资金可以从国家农业直补中抵扣。让国家直补做到真正对地不对人，起到促进农业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发展的积极作用。总之，国家农业直补应根据实际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情况进行具体落实，同时可以考虑给集体留出一部分。
很多农村基层干部还呼吁：三十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制度有副作用，它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城市化进程，不能反映农村土地使用情况。相反却使得土地“私有化”成为现实！很多农民已经不承认土地是集体的，完全作为私有财产看待。
国家土地政策不能变，但要从两方面看：农村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但也不能自由支配。要强调集体土地的概念，而不是变相的私有。现在农村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土地乱象，一方面是农民自由地出租土地（长期租给城里人），一方面是土地集中流转困难。我认为，土地承包制度三十年不变指的是制度，而不是具体的土地，随着农村人口的变化，尤其是大批农村劳动力的出走要及时地调整承包土地，借此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制度。同时需要强调，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但应该确定上限，大约以30%为界（这是为了保护最底层的农民）。
调整土地政策应该与适度放宽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并举，应允许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尤其是长期不回家的农民工（包括已经成为大大小小的老板的原农民）户口迁移进城。当然，这必须是一个自愿且渐进的过程。
本次调研得到了很多地方领导的支持，特别感谢河北邢台双十铺乡书记陈冀江和荣家庄郝力民书记；绵阳市关帝镇党委书记吕文兵、吴家镇书记黄兴荣；四川泸州纳溪区区长熊启权，并感谢陪同我考察的王大晶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