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引起超预期下滑
在上海江湾的第一钢材交易市场，一场大雨过后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味。市场南区仓库的六台行车已停止工作，而仓库里的钢筋、钢板早已锈迹斑斑。
很难想象，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一边是铁矿石涨价、出口退税取消；一边是楼市调控，钢价暴跌，库存猛增，我们钢企的利润比刀片还薄”，一家钢铁物资公司的张经理说，“调楼市、调退税都对，不应该放松，可这些政策叠加起来，我们钢企就四面楚歌了，如果再紧一把，恐怕就得趴下了！”
张经理的话，从微观层面折射出当前宏观政策的“两难”处境。
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引起经济超预期下滑
与去年经济V型反转时各项指标节节冲高不同，今年的指标大多呈高位回调之势。
“二季度GDP回落1.6个百分点，2/3的原因是基数抬高，1/3的原因则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据我们预测，由于这两个因素，今年三、四季度经济增速仍将平稳回落，分别为9.2%和8.3%，全年可望增长9.5%—10%”，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说，“因此今年经济增长前高后低是预料之中的，没必要大惊小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则认为，去年一季度GDP增速跌至6.1%的“底部”后开启了新一轮上升周期，尔后一路上扬至今年一季度的11.9%，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中国经济仍将继续上攻。“现在是上升大周期中的小回调。”
不过，多位专家也表示，这是预期中的经济运行节奏，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可能打乱这种节奏，甚至引起经济超预期下滑。
世界经济复苏具有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仍未排除，我国外需形势不容乐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世行分析了近期世界经济面临的两种可能性：最好的情形是欧洲债务危机得到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最糟糕的情形是，一些高收入国家的债务危机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造成新一轮冲击。
调控政策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今年以来，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框架下，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了调控房地产市场、控制信贷总量和节奏、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节能减排、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些政策是转变发展方式、管理通胀预期的必要之举，但叠加起来负面影响如何也有待观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
洪涝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宏观政策进一步收紧，就有可能导致“超调”，甚至引起经济过快下滑。
匆忙出台“二次刺激”政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行
政策收紧有困难，而放松甚至出台“二次刺激”政策同样不行。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GDP在8%—10%左右，CPI在5%以下是比较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目前正处于这一区间。这时再出台‘二次刺激’政策，像去年那样大规模增加投资、投放信贷，必然会带来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巴曙松举例说，如果搞“二次刺激”，源源释放的流动性将涌入房地产市场，使楼市重新陷入投机猖獗、价格暴涨的境地，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
“二次刺激”还将增加转方式、推改革的难度。“在‘二次刺激’下，经济容易进入偏热的轨道，许多高耗能、低效率的企业依然能生存，调结构从何谈起？企业日子‘好过’了，压力没有了，许多改革又怎么推得动？”贾康坦言。
匆忙出台“二次刺激”政策不仅没必要而且不可行。巴曙松说，去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这两个载体实施，而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已接近临界水平，扩张余地非常有限，房地产市场又处于调控之中，因此“二次刺激”政策事实上已没有合适的载体。
破解“两难”困境，除了稳定政策、相机抉择之外，还应推改革、转方式
如何走出宏观政策面临的“两难”困境？
就政策本身而言，应当以稳定政策为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应当暂不出台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当然也不出台‘二次刺激’政策。不踩刹车也不加油门，平稳行驶一段，根据路况车况决定下一步操作”，范剑平说。
范剑平认为，今年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收官之年，应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去年放贷集中在上半年，因此今年上半年信贷投放同比减少了37%，而按全年7.5万亿元的预期目标匡算，下半年可放贷2.87万亿元，同比将增加29%，因此下半年的货币环境将相对宽松”。
由于政策过紧会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松则会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打折扣，因此，宏观政策面临的“两难”，其实质是当前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有一定难度。而要破解这一难题，从根本上走出宏观政策的“两难”困境，不妨跳出政策刺激的思维窠臼，打开视野寻求能处理好三者关系的新办法、新途径。
办法之一，是深化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这样既能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完成从政策刺激向市场驱动的“动力切换”，促进经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又能避免政策“二次刺激”带来的在调结构、控通胀等方面的弊端。
“江浙一些民营企业家感叹：‘房子不让买，股票不敢买，让干的不赚钱，赚钱的不让干，民间资本该往哪去？’”巴曙松说，“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落实好‘民间投资新36条’，破除各种‘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
办法之二，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扩大消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等，这样能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统一。
“上半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创下近6年来最低，这表明消费增长的基础其实并不牢固”，巴曙松说，“应当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抓紧制定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提高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
在谈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范剑平颇为忧虑地说起了这样一个现象：“现在不少沿海省份热衷于搞临港工业区，发展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煤炭等，加工成高载能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还美其名曰‘掀起第三轮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投资高潮’”。他认为，这么做不仅会妨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二氧化碳减排承诺的实现，而且会遭遇将来可能推出的“碳关税”，造成巨大损失。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一次大的危机后，都不可能在旧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实现经济复苏，必将诞生一批新兴产业，在涅槃中重获新生”，范剑平说，“如今，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也应顺势而上，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不应走老路、一味沉迷于重化工业投资。”（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