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短缺经济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2006-07-04 00:00 来源： 我的钢铁 作者：mysteel
本文的“新短缺经济”是指中国在摆脱产品市场上产品短缺之后,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出现的一种与传统短缺经济完全不同的要素短缺经济。这种新短缺经济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然结果。表现在外贸上则是中国粗放型外贸畸形发展的必然反映。它使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大量短缺,极大地制约了“自主性经济增长”的空间,加大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极可能陷入“悲惨式增长”。因此,要走出生产要素短缺的“新短缺经济”,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转变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
一、新短缺经济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他主性经济增长”
1.中国“自主性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新短缺经济
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传统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为产品的短缺,即有效供给不足,企业的产能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只要从生产的角度不断地解决有效供给问题,它就会自主地、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产品短缺的程度有多大,自主性经济增长的空间就有多大。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告别产品短缺经济期间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归因于产品短缺所提供的自主性经济增长空间。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新短缺经济则主要不是产品的短缺,而是生产要素的短缺。它不仅使不少企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能出现过剩,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自主性经济增长的空间。
从生产要素的国内需求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消费品结构正从传统的“吃、穿、用”产品向“住、行”等产品升级,人们对包括住房、汽车、电子通讯等新兴产品的需求大增。这直接催生了重化工业的二次扩张,经济结构已呈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目前中国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65％以上。而重化工业往往是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的产业,它的加速发展造成了近年来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
二是城乡人口结构正从以农村人口为主向以城镇人口为主过渡,城市化进程加速。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1％,且正以年均百分之一点多的速度递增,这意味着每年要从农村转移1500万左右的人口到城镇。而城镇人口人均能源消费约为农村人口的3.5倍,这也会加剧能源和资源的紧张程度。
从生产要素的国内供给来看,中国总体上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一是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虽然中国的资源总储量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却位居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面积仅为42％,森林面积仅为20％,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45种重要战略性资源当中,到2020年时估计有10种短缺,9种严重短缺。二是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全部资源中除煤炭十分丰富外,其余较丰富的多为经济建设需求量小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同类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在石化能源中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所占比例偏低,煤等劣质能源所占比例过高;开发条件的结构性短缺,如铁、磷等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但多为贫矿。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各种有限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还将持续下降,而对资源的需求水平却会大幅度上升,这必将从总体上加剧资源的结构性短缺,直接成为中国经济自主性增长的羁绊。
2.新短缺经济加深了中国经济对“他主性经济增长”的依赖
在告别产品短缺之后,中国经济主要面临的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为刺激需求,政府对内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扩大消费和投资,对外则鼓励出口,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零贡献和人世后对外贸易连续几年30％以上的增长率更使我们看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目前,中国出口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约占1/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1/5。这也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出口越多,对包括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依赖性进口就会越大。因此,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卓著的同时也表明中国经济对“他主性经济增长”的依赖性正在步步加深。
第一,中国对包括能源在内的重要生产要素的对外依存度加大。这可以从国际收支表中初级产品贸易持续逆差得到说明。目前,中国由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居高不下,特别是对重化工业生产的投资增长导致原料、能源等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消耗量的7％,钢材占25％,水泥占50％,煤炭占35％,发电量占13％。原油需求每年正以1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平均增长3％的速度。2003年,中国原油、铁矿砂、氧化铝的进口依赖度高达38％-48％,新增的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新增产量的51％,新增原油消费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同时,由于中国油、电等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人为扭曲的价格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又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和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加剧了能源资源日益紧缺的状况。重要生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超过三分之一的事实说明,中国经济的安全运行已部分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化。
第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提升了世界各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符合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趋势,表明中国对外日益开放,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入世后提升得太快。2002年超过50％,2003年超过60％,2004年超过70％。广东、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已超过150％,远超过40％的世界平均水平。从全球来看,还没有哪一个贸易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中国的高度。即使是号称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和号称最开放的美国,这一比例都只在20％左右,英、法、德的比例虽然高一些,也不过40％～50％左右。因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日益增大,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越大,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就会越大,但同时中国经济也会越容易受到来自外部各种因素的冲击。如中国增加对能源及原材料的进口可能会导致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暴涨,中国增加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能会导致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暴跌。由此,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日趋激烈,中国正步人贸易磨擦的高发期。外贸依存度的持续走高一方面加深了中国经济对“他主性经济增长”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加大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变数。
第三,中国外贸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性强。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粗浅加工产品为主,加工贸易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在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又占3/4。由于进料加工主要是从国际市场上购进原材料和零部件,产品最终也出口到国际市场,体现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指导思想,但我国企业的加工贸易仍以来料加工为主,进料加工的主体仍然是外资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占外资企业出口的比重高达85％以上。这表明中国主要以外资企业为主导的加工贸易仍然是建立在大量耗费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基础之上,“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强化了加工贸易对外需生产要素的依赖。随着中国加工贸易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内资企业加工贸易正逐步从受制于人的来料加工向自营生产的进料加工贸易转变,中国外贸发展对国际市场生产要素的依赖性需求还会进一步扩大。
二、新短缺经济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为他人做嫁衣”的悲惨式增长
在传统的产品短缺经济下,旺盛的国内需求是拉动粗放型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可以不断地得到满足,老百姓可以不断地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诸多实惠。
但在告别了产品短缺的新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内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产品短缺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粗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已难以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反而还需要依赖“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以支撑经济增长。因为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已较少甚至根本不生产这种属于高资源密集、高能源密集、高劳动密集的“三高型”产品,因此,中国此类产品的出口实际上是在为发达国家做嫁衣,中国“三高型”产品出口越多,为他人所做的嫁衣就越多,并极可能陷入悲惨式的经济增长。
1.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巨额贸易顺差是以大量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目前,中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粗放式的开采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资源,高消耗、高污染的出口模式将导致国家未富而资源、环境先衰。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显示,中国位居第133位。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在大量出口的同时,是以牺牲自身生活和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出口越多,对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就越大,对环境的污染就越严重。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及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约为1700亿美元,如果按中国外贸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外贸造成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大致是120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为8000多亿美元,只需7年左右,外贸造成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就可抵消。如果要将已经污染的环境复原以消除对子孙后代的不利影响,所需成本更是大得惊人。
2.中国正在替发达国家承担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享受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产品的同时,不时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并压人民币升值,丝毫不提他们如何向中国转嫁本该由他们自己承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其实,中美贸易逆差是美国把大量的高污染、高消耗和高投入的传统产业或夕阳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自己不再生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把研发基地、高端技术、专利产权、工艺品牌等留在国内,精心构建所谓的“知识经济”和“新经济”结构,并借301条款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必然结果。为构建国家“综合竞争与动态优势”,美国把丰厚的矿产、原料(基础原材料)、能源、土地(强制休耕)等不可再生资源留在其领土内,既不开发,也不利用,更没有将其制成可贸易品来出口创汇,而是充分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独特优势,大量采购其他国家和地区以优质资源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可贸易品,来满足其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事实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已成了美国等西方大国新的原料、材料、能源、资源以及优质产品和物资财富的供应基地。由此可见,中国近年来各种资源进口大增,实际上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后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中国正在自觉不自觉地代替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各种矿产品和能源。中国所增加的原材料、能源进口,实质上是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各种矿产品进入中国后,由中国工人加工成各种产品,最后再输送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中国所能得到的除了微薄的加工费外,还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这些微薄的加工费根本就不足以弥补由此产生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越多,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缺口就会越大,替发达国家承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就越多。这也是中国近年来连续增加石油以及各种矿产品进口的基本经济原因。
3.中国的国内利润和外汇资源正不断向海外转移
一是随着资源、能源等上游生产要素国际市场价格的抬升,处于下游的中国产品制造企业的利润正在迅速遭到侵蚀。结果一方面虽导致了国内主产资源和能源的企业效益大增,另一方面却使得国内在大量进口资源和能源的同时利润被迫向海外转移,中国产品制造企业的投资收益率急剧下降。二是在国际市场矿产资源和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特别是进料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加剧了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的现象,再加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独资企业利用转移价格高价进低价出,也打压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出口价格的下降和进口价格的上升恶化了中国企业的贸易条件,既增加了企业进口的付汇量,也使中国制造企业的盈利空间变小,有的企业完全就是赔本赚吆喝。三是中国优质能源企业的海外上市虽拓展了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渠道和能力,但也使这些企业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海外投资者的手中。四是虽然中国主要通过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残留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艰难地积累了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位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中国又通过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形式输出了大量的短期资本,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资本短缺却又同时向外大量输出资本的国家。
4.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是以廉价劳动力的生命健康为代价的
不可否认,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仅加工贸易就解决了3000多万人的就业,大大缓解了中国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口在进口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依靠具有无限供给倾向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企业的工资有的甚至在近10年中都没有提高。从能源生产上看,能源价格的猛涨导致对煤的需求大增,而对煤的滥挖乱采不仅破坏了青山绿水,而且矿难频发,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为生计下矿的采煤工死亡。从产品生产上看,中国每年有大量的鞋、帽、箱包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在制造这些产品的企业中,普遍都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强挥发性胶水黏合剂,成为中国制造工人生命安全的隐形杀手。因此,发达国家能够享用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是相当多的廉价中国劳动力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补贴出来的。现在这仍然是沿海不少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现实。
三、新短缺经济要求必须转变中国外贸增长方式
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加剧了中国生产要素的短缺,而要素的短缺又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他主性”的、“悲惨式”的增长,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转变中国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
1.应立足扩大内需,改变出口比进口好、出口定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观念
从一般认识上,人们总是觉得出口比进口好。因为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钱多总比自己给别人的多要好。出口越多,得到的货币财富越多,国家的实力就会越强大。在当今盛行的货币经济条件下,从谁掌握货币、谁就掌握财富的角度看,这种观念似乎有些道理。但事实上,通过出口得到的只是货币财富,通过进口得到的才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物质财富和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的手段及能力贮备。进口多,表明该国的胃口大、支付能力强、实力雄厚。出口多特别是实物占用比例高的一般贸易出口多,表明该国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主要不是供自己而是供别国的国民享用。一国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供自己享用还是供别国享用?我们认为,一国生产和进口的目的是为了使国民生活得更好,获得更高的福利。因此,在一国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得到基本满足特别是在农村尚存大量温饱人群的情况下就发生大量出口,其实是牺牲了该国国民的福利。从出口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看,如果出口与进口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即通过出口创汇购进的技术和资本品被大量用于出口部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那么,出口就会促进经济的全面增长。但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显示,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甚至在威胁技术进步。当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时,很有可能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从而丧失了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的机会。如在墨西哥、菲律宾、阿根廷、巴西等国,与出口部门扩张同时发生的还有逆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一方面经历着出口的迅速增长,但同时还伴随着投资、技术进步的停滞不前。
由于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且以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迅速增长对国内经济的传导效应并不显著,不仅没有带动非贸易部门的迅速发展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明显升级和优化,整体带动效果不佳,而且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应主要靠内需拉动,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出口越多并不能说明一国的综合竞争能力越强,它只能加重中国经济对“他主性经济增长”的依赖,更多地为别人做嫁衣。只有内需扩大才能全面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
2.应立足非贸易品生产,改变可贸易品生产越多越好的观念
对一个经济大国来讲,该国的非贸易品数量越多,说明该国的综合实力越强。因此,从国家利益出发,贸易中较为有利的做法应是用实物占用少、能源消耗低的可贸易品换回更多的不可贸易品(对自己而言),并将实物占用多、能源消耗大的可贸易品变成不可贸易品在国内销售或以资源形式贮存在国内。对于中国来讲,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减轻对国际市场上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依赖;二是可以减少国外对我国高实物占用、高能源消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公平贸易竞争的指责;三是有利于为扩大内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的资源保障;四是有利于增强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抗打击能力。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可贸易品生产越多越好的观念,树立起立足国内消费的非贸易品生产的观念,将可贸易品逐步转化为不可贸易品应成为我国外贸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为促进不可贸易品的发展,中国应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如对中国较为紧缺的原材料、矿产品、在开采中易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产品等实施出口关税或降低出口退税等措施,减少能源、原材料和高能耗的一般工业品出口,鼓励出口能源耗费少、实物资源占用少、技术附加值高的“软产品”,努力实现出口商品实质性的升级换代;多进口污染少的清洁能源,增加急需的石油、矿产品等资源进口,实施和构建中国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原料储备战略,既可减少贸易顺差,又可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状况;多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低的外资企业,对属加工贸易和能耗高、实物资源占用多的外资企业要尽量少引进乃至不引进,继续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采取其他措施提高可贸易品的出口成本,.最终将这些可贸易品变成不可贸易品。中国不应成为发达国家的能源中转基地和可贸易产品粗浅加工的装配车间,而应逐步实现从加工、制造可贸易品基地到技术含量高、实物占用少、能源消耗少、污染残留低的创造基地和不可贸易品生产基地的转变。
3.应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切实落实“走出去”战略
在对外贸易自主创新上,一是要走科技兴贸之路,使外贸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出口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改变长期“加工在岸、利润离岸”的贴牌生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二是多采用节省能源和实物资源的生产技术,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把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列入规划,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不达标外贸企业。三是将鼓励出口政策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减税或出口退税只适用于那些资源、能源节约型、效益导向型的出口企业。
在鼓励服务贸易出口上,应利用各种方式加强对外宣传,近几年可借助奥运商机,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就业多的旅游业、国际会展、对外工程承包、远洋运输、现代物流、酒店服务以及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医药、中餐、中文教育、中文出版等服务行业。
一是这些行业污染少,二是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三是较少产生贸易磨擦。因此,应大力鼓励和采取得力措施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不断提高服务层次和服务水平。
在落实“走出去”战略上,一是鼓励国内产能过剩的行业到海外办厂,真正做到“两头在外”,利用国外资源,减轻国内资源、能源的环境压力。二是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或“一头在外”,急需资源或能源回国;或“两头在外”,利润回国。(国际贸易)
一、新短缺经济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他主性经济增长”
1.中国“自主性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新短缺经济
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传统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为产品的短缺,即有效供给不足,企业的产能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只要从生产的角度不断地解决有效供给问题,它就会自主地、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产品短缺的程度有多大,自主性经济增长的空间就有多大。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告别产品短缺经济期间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归因于产品短缺所提供的自主性经济增长空间。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新短缺经济则主要不是产品的短缺,而是生产要素的短缺。它不仅使不少企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能出现过剩,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自主性经济增长的空间。
从生产要素的国内需求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消费品结构正从传统的“吃、穿、用”产品向“住、行”等产品升级,人们对包括住房、汽车、电子通讯等新兴产品的需求大增。这直接催生了重化工业的二次扩张,经济结构已呈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目前中国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65％以上。而重化工业往往是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的产业,它的加速发展造成了近年来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
二是城乡人口结构正从以农村人口为主向以城镇人口为主过渡,城市化进程加速。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1％,且正以年均百分之一点多的速度递增,这意味着每年要从农村转移1500万左右的人口到城镇。而城镇人口人均能源消费约为农村人口的3.5倍,这也会加剧能源和资源的紧张程度。
从生产要素的国内供给来看,中国总体上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一是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虽然中国的资源总储量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却位居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面积仅为42％,森林面积仅为20％,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45种重要战略性资源当中,到2020年时估计有10种短缺,9种严重短缺。二是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全部资源中除煤炭十分丰富外,其余较丰富的多为经济建设需求量小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同类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如在石化能源中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所占比例偏低,煤等劣质能源所占比例过高;开发条件的结构性短缺,如铁、磷等矿产资源也较丰富,但多为贫矿。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各种有限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还将持续下降,而对资源的需求水平却会大幅度上升,这必将从总体上加剧资源的结构性短缺,直接成为中国经济自主性增长的羁绊。
2.新短缺经济加深了中国经济对“他主性经济增长”的依赖
在告别产品短缺之后,中国经济主要面临的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为刺激需求,政府对内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扩大消费和投资,对外则鼓励出口,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零贡献和人世后对外贸易连续几年30％以上的增长率更使我们看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目前,中国出口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约占1/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1/5。这也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出口越多,对包括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依赖性进口就会越大。因此,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卓著的同时也表明中国经济对“他主性经济增长”的依赖性正在步步加深。
第一,中国对包括能源在内的重要生产要素的对外依存度加大。这可以从国际收支表中初级产品贸易持续逆差得到说明。目前,中国由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居高不下,特别是对重化工业生产的投资增长导致原料、能源等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中国的石油消耗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消耗量的7％,钢材占25％,水泥占50％,煤炭占35％,发电量占13％。原油需求每年正以1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平均增长3％的速度。2003年,中国原油、铁矿砂、氧化铝的进口依赖度高达38％-48％,新增的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新增产量的51％,新增原油消费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同时,由于中国油、电等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人为扭曲的价格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又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和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加剧了能源资源日益紧缺的状况。重要生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超过三分之一的事实说明,中国经济的安全运行已部分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化。
第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提升了世界各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符合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趋势,表明中国对外日益开放,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入世后提升得太快。2002年超过50％,2003年超过60％,2004年超过70％。广东、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已超过150％,远超过40％的世界平均水平。从全球来看,还没有哪一个贸易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中国的高度。即使是号称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和号称最开放的美国,这一比例都只在20％左右,英、法、德的比例虽然高一些,也不过40％～50％左右。因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日益增大,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越大,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就会越大,但同时中国经济也会越容易受到来自外部各种因素的冲击。如中国增加对能源及原材料的进口可能会导致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暴涨,中国增加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能会导致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暴跌。由此,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日趋激烈,中国正步人贸易磨擦的高发期。外贸依存度的持续走高一方面加深了中国经济对“他主性经济增长”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加大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变数。
第三,中国外贸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性强。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粗浅加工产品为主,加工贸易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在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又占3/4。由于进料加工主要是从国际市场上购进原材料和零部件,产品最终也出口到国际市场,体现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指导思想,但我国企业的加工贸易仍以来料加工为主,进料加工的主体仍然是外资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占外资企业出口的比重高达85％以上。这表明中国主要以外资企业为主导的加工贸易仍然是建立在大量耗费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基础之上,“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强化了加工贸易对外需生产要素的依赖。随着中国加工贸易水平的提高和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内资企业加工贸易正逐步从受制于人的来料加工向自营生产的进料加工贸易转变,中国外贸发展对国际市场生产要素的依赖性需求还会进一步扩大。
二、新短缺经济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为他人做嫁衣”的悲惨式增长
在传统的产品短缺经济下,旺盛的国内需求是拉动粗放型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可以不断地得到满足,老百姓可以不断地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诸多实惠。
但在告别了产品短缺的新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内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产品短缺而是有效需求不足,粗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已难以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反而还需要依赖“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以支撑经济增长。因为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已较少甚至根本不生产这种属于高资源密集、高能源密集、高劳动密集的“三高型”产品,因此,中国此类产品的出口实际上是在为发达国家做嫁衣,中国“三高型”产品出口越多,为他人所做的嫁衣就越多,并极可能陷入悲惨式的经济增长。
1.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巨额贸易顺差是以大量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目前,中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粗放式的开采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资源,高消耗、高污染的出口模式将导致国家未富而资源、环境先衰。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显示,中国位居第133位。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在大量出口的同时,是以牺牲自身生活和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出口越多,对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就越大,对环境的污染就越严重。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及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约为1700亿美元,如果按中国外贸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外贸造成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大致是120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为8000多亿美元,只需7年左右,外贸造成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就可抵消。如果要将已经污染的环境复原以消除对子孙后代的不利影响,所需成本更是大得惊人。
2.中国正在替发达国家承担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享受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产品的同时,不时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并压人民币升值,丝毫不提他们如何向中国转嫁本该由他们自己承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其实,中美贸易逆差是美国把大量的高污染、高消耗和高投入的传统产业或夕阳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自己不再生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把研发基地、高端技术、专利产权、工艺品牌等留在国内,精心构建所谓的“知识经济”和“新经济”结构,并借301条款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必然结果。为构建国家“综合竞争与动态优势”,美国把丰厚的矿产、原料(基础原材料)、能源、土地(强制休耕)等不可再生资源留在其领土内,既不开发,也不利用,更没有将其制成可贸易品来出口创汇,而是充分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独特优势,大量采购其他国家和地区以优质资源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可贸易品,来满足其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事实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已成了美国等西方大国新的原料、材料、能源、资源以及优质产品和物资财富的供应基地。由此可见,中国近年来各种资源进口大增,实际上是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后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中国正在自觉不自觉地代替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各种矿产品和能源。中国所增加的原材料、能源进口,实质上是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各种矿产品进入中国后,由中国工人加工成各种产品,最后再输送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中国所能得到的除了微薄的加工费外,还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这些微薄的加工费根本就不足以弥补由此产生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越多,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缺口就会越大,替发达国家承担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就越多。这也是中国近年来连续增加石油以及各种矿产品进口的基本经济原因。
3.中国的国内利润和外汇资源正不断向海外转移
一是随着资源、能源等上游生产要素国际市场价格的抬升,处于下游的中国产品制造企业的利润正在迅速遭到侵蚀。结果一方面虽导致了国内主产资源和能源的企业效益大增,另一方面却使得国内在大量进口资源和能源的同时利润被迫向海外转移,中国产品制造企业的投资收益率急剧下降。二是在国际市场矿产资源和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特别是进料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加剧了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的现象,再加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独资企业利用转移价格高价进低价出,也打压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出口价格的下降和进口价格的上升恶化了中国企业的贸易条件,既增加了企业进口的付汇量,也使中国制造企业的盈利空间变小,有的企业完全就是赔本赚吆喝。三是中国优质能源企业的海外上市虽拓展了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渠道和能力,但也使这些企业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海外投资者的手中。四是虽然中国主要通过高资源投入、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残留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艰难地积累了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位居世界第一,但同时中国又通过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形式输出了大量的短期资本,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资本短缺却又同时向外大量输出资本的国家。
4.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是以廉价劳动力的生命健康为代价的
不可否认,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仅加工贸易就解决了3000多万人的就业,大大缓解了中国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口在进口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是依靠具有无限供给倾向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企业的工资有的甚至在近10年中都没有提高。从能源生产上看,能源价格的猛涨导致对煤的需求大增,而对煤的滥挖乱采不仅破坏了青山绿水,而且矿难频发,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为生计下矿的采煤工死亡。从产品生产上看,中国每年有大量的鞋、帽、箱包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在制造这些产品的企业中,普遍都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强挥发性胶水黏合剂,成为中国制造工人生命安全的隐形杀手。因此,发达国家能够享用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是相当多的廉价中国劳动力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补贴出来的。现在这仍然是沿海不少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现实。
三、新短缺经济要求必须转变中国外贸增长方式
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加剧了中国生产要素的短缺,而要素的短缺又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他主性”的、“悲惨式”的增长,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转变中国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
1.应立足扩大内需,改变出口比进口好、出口定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观念
从一般认识上,人们总是觉得出口比进口好。因为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钱多总比自己给别人的多要好。出口越多,得到的货币财富越多,国家的实力就会越强大。在当今盛行的货币经济条件下,从谁掌握货币、谁就掌握财富的角度看,这种观念似乎有些道理。但事实上,通过出口得到的只是货币财富,通过进口得到的才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物质财富和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的手段及能力贮备。进口多,表明该国的胃口大、支付能力强、实力雄厚。出口多特别是实物占用比例高的一般贸易出口多,表明该国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主要不是供自己而是供别国的国民享用。一国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供自己享用还是供别国享用?我们认为,一国生产和进口的目的是为了使国民生活得更好,获得更高的福利。因此,在一国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得到基本满足特别是在农村尚存大量温饱人群的情况下就发生大量出口,其实是牺牲了该国国民的福利。从出口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看,如果出口与进口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即通过出口创汇购进的技术和资本品被大量用于出口部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那么,出口就会促进经济的全面增长。但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显示,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甚至在威胁技术进步。当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时,很有可能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从而丧失了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的机会。如在墨西哥、菲律宾、阿根廷、巴西等国,与出口部门扩张同时发生的还有逆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一方面经历着出口的迅速增长,但同时还伴随着投资、技术进步的停滞不前。
由于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且以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迅速增长对国内经济的传导效应并不显著,不仅没有带动非贸易部门的迅速发展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明显升级和优化,整体带动效果不佳,而且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应主要靠内需拉动,不能长期依赖出口。出口越多并不能说明一国的综合竞争能力越强,它只能加重中国经济对“他主性经济增长”的依赖,更多地为别人做嫁衣。只有内需扩大才能全面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
2.应立足非贸易品生产,改变可贸易品生产越多越好的观念
对一个经济大国来讲,该国的非贸易品数量越多,说明该国的综合实力越强。因此,从国家利益出发,贸易中较为有利的做法应是用实物占用少、能源消耗低的可贸易品换回更多的不可贸易品(对自己而言),并将实物占用多、能源消耗大的可贸易品变成不可贸易品在国内销售或以资源形式贮存在国内。对于中国来讲,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减轻对国际市场上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依赖;二是可以减少国外对我国高实物占用、高能源消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公平贸易竞争的指责;三是有利于为扩大内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的资源保障;四是有利于增强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抗打击能力。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可贸易品生产越多越好的观念,树立起立足国内消费的非贸易品生产的观念,将可贸易品逐步转化为不可贸易品应成为我国外贸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为促进不可贸易品的发展,中国应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如对中国较为紧缺的原材料、矿产品、在开采中易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产品等实施出口关税或降低出口退税等措施,减少能源、原材料和高能耗的一般工业品出口,鼓励出口能源耗费少、实物资源占用少、技术附加值高的“软产品”,努力实现出口商品实质性的升级换代;多进口污染少的清洁能源,增加急需的石油、矿产品等资源进口,实施和构建中国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原料储备战略,既可减少贸易顺差,又可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状况;多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低的外资企业,对属加工贸易和能耗高、实物资源占用多的外资企业要尽量少引进乃至不引进,继续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采取其他措施提高可贸易品的出口成本,.最终将这些可贸易品变成不可贸易品。中国不应成为发达国家的能源中转基地和可贸易产品粗浅加工的装配车间,而应逐步实现从加工、制造可贸易品基地到技术含量高、实物占用少、能源消耗少、污染残留低的创造基地和不可贸易品生产基地的转变。
3.应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切实落实“走出去”战略
在对外贸易自主创新上,一是要走科技兴贸之路,使外贸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出口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改变长期“加工在岸、利润离岸”的贴牌生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二是多采用节省能源和实物资源的生产技术,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把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列入规划,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不达标外贸企业。三是将鼓励出口政策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减税或出口退税只适用于那些资源、能源节约型、效益导向型的出口企业。
在鼓励服务贸易出口上,应利用各种方式加强对外宣传,近几年可借助奥运商机,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就业多的旅游业、国际会展、对外工程承包、远洋运输、现代物流、酒店服务以及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医药、中餐、中文教育、中文出版等服务行业。
一是这些行业污染少,二是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三是较少产生贸易磨擦。因此,应大力鼓励和采取得力措施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不断提高服务层次和服务水平。
在落实“走出去”战略上,一是鼓励国内产能过剩的行业到海外办厂,真正做到“两头在外”,利用国外资源,减轻国内资源、能源的环境压力。二是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或“一头在外”,急需资源或能源回国;或“两头在外”,利润回国。(国际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