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对中国资源战略的金融思考
2005-06-20 00:00 来源： 我的钢铁 作者：mysteel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6月18日沪上举行的钢铁产业发展与市场展望研讨会上，就中国资源战略面临的金融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思考，提出建设性意见，引起与会者关注。
巴曙松指出，资源问题也是金融问题。他从资源价格与汇率的密切关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与人均能耗的线性关系以及外汇储备与资源储备的转换等角度进行阐述；并从工业化前期（轻工业）、工业化加速发展期（重化工业）和后工业化时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消费趋势曲线，来印证资源与金融的关系，提出对外资源控制的方式选择与金融支持等问题。
在分析中国资源战略的金融问题时，巴曙松提出：工业化城市凸现资源“瓶颈”，中国崛起带来的资源价值重估。他说，我国能源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人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56%（化石能源）；石油资源已探明的人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8%；天然气已打探明的人均储量为世界人均的6%。我国石油资源不足，产能增长有限。2010年，供需缺口1.2-1.7亿吨，2020年缺口为2.5-3.3亿吨；天然气供需缺口，2010年为300亿立方米，2020年约700亿立方米；煤炭资源丰富，但经济可采精查储量不足，产能建设严重滞后，按目前的煤炭产能建设规划及产能消失趋势，2010年原煤缺口5亿吨，2020年缺口12亿吨。
我国主要一次能源资源状况，煤炭储量622亿吨，可供储量静态保障年限44-33年；石油储量24.2亿吨，保障年限为14.2年；天然气储量2.01万亿立方米，保障年限为65年；风能，陆上可利用风能储量2.53亿Kw，海上为7.5Kw；太阳能，国土面积2/3以上年均日辐射量4kwh/平方米；生物潜能，年资源总量9亿吨（含秸杆、禽畜粪便、城市垃圾）
巴曙松说，我国在资源利用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体现在：单位增加值的资源消耗、单位增加值的排污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没有明显恶化；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比如，从1980年至2002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我国每万元GDP能源消耗从14.34吨标煤下降到4.76吨标煤，22年间总下降幅度达66.8%；每万元GDP电力消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22年间总下降幅度为22.7%。从国际范围看，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色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不逊色于发达国家，更不逊色于发展中国家。如从1971年到1999年，按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单位增加值能耗强度下降幅度为88%，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幅度为27.7%，欧洲国家平均下降幅度为11.2%，亚洲国家平均下降幅度为32.3%。
然而，巴曙松认为在能源利用开发等方面与国外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他指出：尽管从我国自身纵向比较来看取得了不小成就，但由于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加之经济体制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尚未完成，因此从现阶段我国能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国家，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污染排放强度高，交易率低，交易成本高。比如，2000年，我国每吨乙烯综合能耗为1212公斤标煤，而同年日本的水平为714公斤标煤。2001年，我国6千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能耗强度为每千瓦时385克标煤，同年日本九大电力公司的平均水平为314克标煤。这两个指标都是单位实物产品的能源消耗的对比，既不存在经济发展的阶段问题，也不存在汇率换算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更能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
我国的污染排放强度高，按照1995年不变价格PPP方式衡量，2000年我国每美元GDP排放的有机污水为0.5公斤。这一水平无论和发达国家还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高出许多，甚至达到其他国家的2-3倍。
此外，环境对我国能源消费制约很大。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的90%、氮氧化物的67%来源于燃煤。我国的环境容量是二氧化硫1620万吨，氮氧化物1880万吨，目前均已超标。据估计，如不采取措施，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将分别达到4000万吨和3500万吨。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7.2%。所以说，环境对能源消费的制约所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
对此，巴曙松认为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国民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据国土资源部对我国资源储量、生产能力以及需求的分析和预测，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45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到2020年，我国将面临短缺的有10种，严重短缺的有9种。而我国在资源开采、运输、使用等环节存在相当严重的浪费现象，从而人为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局面。
巴曙松说，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环境也将难以承受。即使世界的资源可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为此付出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也是难以承受的。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发展指数》的数据，1999年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2825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978%，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2000年时，我国每天有机污水排放总量为6520吨，排放总量全球第一。大量的污染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灾害增多，导致社会财富减少，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背离。
不转变增长方式，将加剧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矛盾，增加外交压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国外资源的需求也将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不可避免地要加入到全球资源竞争之中。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的大量进口，已经引起了各国对中国能源需求的高度关注。随着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加速，未来中国在全球资源竞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
最后，巴曙松对改进粗放增长方式的体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政府对重要资源的直接配置导致粗放增长；政府对重要资源（包括能源、水资源、土地、资金、外汇等）价格的管制，导致价格体系扭曲和粗放增长；政府功能缺失或不足，导致市场秩序不良，经济粗放增长。比如，为了促进下游产业发展而实行低能源价格政策，导致能源价格的严重扭曲，进而刺激对能源的过度消耗。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由于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全部成本，至少使得中国的能源消耗增加9%。再如，水资源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低水价政策，导致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对农业用水的低水价，导致农业长期实行大水漫灌，节水技术投资不合算，难以推广应用。
巴曙松提出，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能耗、物耗、污染排放以及质量、安全等标准，对企业等微观主体实施社会性规制，使社会成本内部化，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企业为了达到社会性规制标准的要求，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任静波 李超 包斯文 Mysteel.com资讯部组稿，请勿转载）
巴曙松指出，资源问题也是金融问题。他从资源价格与汇率的密切关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与人均能耗的线性关系以及外汇储备与资源储备的转换等角度进行阐述；并从工业化前期（轻工业）、工业化加速发展期（重化工业）和后工业化时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消费趋势曲线，来印证资源与金融的关系，提出对外资源控制的方式选择与金融支持等问题。
在分析中国资源战略的金融问题时，巴曙松提出：工业化城市凸现资源“瓶颈”，中国崛起带来的资源价值重估。他说，我国能源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人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56%（化石能源）；石油资源已探明的人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8%；天然气已打探明的人均储量为世界人均的6%。我国石油资源不足，产能增长有限。2010年，供需缺口1.2-1.7亿吨，2020年缺口为2.5-3.3亿吨；天然气供需缺口，2010年为300亿立方米，2020年约700亿立方米；煤炭资源丰富，但经济可采精查储量不足，产能建设严重滞后，按目前的煤炭产能建设规划及产能消失趋势，2010年原煤缺口5亿吨，2020年缺口12亿吨。
我国主要一次能源资源状况，煤炭储量622亿吨，可供储量静态保障年限44-33年；石油储量24.2亿吨，保障年限为14.2年；天然气储量2.01万亿立方米，保障年限为65年；风能，陆上可利用风能储量2.53亿Kw，海上为7.5Kw；太阳能，国土面积2/3以上年均日辐射量4kwh/平方米；生物潜能，年资源总量9亿吨（含秸杆、禽畜粪便、城市垃圾）
巴曙松说，我国在资源利用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体现在：单位增加值的资源消耗、单位增加值的排污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没有明显恶化；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比如，从1980年至2002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我国每万元GDP能源消耗从14.34吨标煤下降到4.76吨标煤，22年间总下降幅度达66.8%；每万元GDP电力消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22年间总下降幅度为22.7%。从国际范围看，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色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不逊色于发达国家，更不逊色于发展中国家。如从1971年到1999年，按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单位增加值能耗强度下降幅度为88%，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幅度为27.7%，欧洲国家平均下降幅度为11.2%，亚洲国家平均下降幅度为32.3%。
然而，巴曙松认为在能源利用开发等方面与国外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他指出：尽管从我国自身纵向比较来看取得了不小成就，但由于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加之经济体制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尚未完成，因此从现阶段我国能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国家，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污染排放强度高，交易率低，交易成本高。比如，2000年，我国每吨乙烯综合能耗为1212公斤标煤，而同年日本的水平为714公斤标煤。2001年，我国6千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能耗强度为每千瓦时385克标煤，同年日本九大电力公司的平均水平为314克标煤。这两个指标都是单位实物产品的能源消耗的对比，既不存在经济发展的阶段问题，也不存在汇率换算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更能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
我国的污染排放强度高，按照1995年不变价格PPP方式衡量，2000年我国每美元GDP排放的有机污水为0.5公斤。这一水平无论和发达国家还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高出许多，甚至达到其他国家的2-3倍。
此外，环境对我国能源消费制约很大。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的90%、氮氧化物的67%来源于燃煤。我国的环境容量是二氧化硫1620万吨，氮氧化物1880万吨，目前均已超标。据估计，如不采取措施，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将分别达到4000万吨和3500万吨。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7.2%。所以说，环境对能源消费的制约所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
对此，巴曙松认为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国民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据国土资源部对我国资源储量、生产能力以及需求的分析和预测，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45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到2020年，我国将面临短缺的有10种，严重短缺的有9种。而我国在资源开采、运输、使用等环节存在相当严重的浪费现象，从而人为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局面。
巴曙松说，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环境也将难以承受。即使世界的资源可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为此付出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也是难以承受的。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发展指数》的数据，1999年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2825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978%，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2000年时，我国每天有机污水排放总量为6520吨，排放总量全球第一。大量的污染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灾害增多，导致社会财富减少，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背离。
不转变增长方式，将加剧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矛盾，增加外交压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国外资源的需求也将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不可避免地要加入到全球资源竞争之中。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的大量进口，已经引起了各国对中国能源需求的高度关注。随着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加速，未来中国在全球资源竞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
最后，巴曙松对改进粗放增长方式的体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政府对重要资源的直接配置导致粗放增长；政府对重要资源（包括能源、水资源、土地、资金、外汇等）价格的管制，导致价格体系扭曲和粗放增长；政府功能缺失或不足，导致市场秩序不良，经济粗放增长。比如，为了促进下游产业发展而实行低能源价格政策，导致能源价格的严重扭曲，进而刺激对能源的过度消耗。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由于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全部成本，至少使得中国的能源消耗增加9%。再如，水资源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低水价政策，导致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对农业用水的低水价，导致农业长期实行大水漫灌，节水技术投资不合算，难以推广应用。
巴曙松提出，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能耗、物耗、污染排放以及质量、安全等标准，对企业等微观主体实施社会性规制，使社会成本内部化，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企业为了达到社会性规制标准的要求，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任静波 李超 包斯文 Mysteel.com资讯部组稿，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