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化工的资源之忧
2004-09-01 00:00 来源： 我的钢铁 作者：mysteel
始于去年的电、煤、油等能源供应紧张状况，今年夏天有愈演愈烈之势。全国除西藏外，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出现了电力供应不足的局面，即使在工业相对落后的青海省，人们也开始感受缺电的威胁。政府已经号召城市居民节约用电，以度过电力紧缺的困难时期。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大面积缺电的情况更加严重，这种缺电日益严重的局面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为节约用电，许多城市的写字楼已经将空调的温度调高到了26摄氏度以上，而平时一向西装革履的白领也被容许解下领带，换上便装，以免升高的办公室温度影响其工作效率。而在北京，各大酒店除了要将空调温度调高以外，还要求其员工尽量走楼梯，以避免乘坐高耗电的电梯，增加电网的运行负荷。
缺电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一些城市的外景。在上海，政府已经下令，凡是遇到摄氏35度的高温，全市的“内光外透”照明工程全部停止，只保留个别安装了节能照明设备的项目。所谓 “内光外透”工程，即在上海高层建筑比较集中的几个区域，如浦东陆家嘴等地，夜晚开启楼群内部灯光，通过灯光的向外折射，使整幢大楼显得晶莹剔透。
然而因为缺电，今年夏天，就连上海本地居民也可能难得一见夜上海的繁华景象。虽然上海经济高速发展，但其城市夜景却不得不无奈地暗淡下去。
能源短缺杀跌中国经济
暗淡下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城市夜晚的灯光，以能源为代表的资源类产品的供应短缺，已经开始损害到了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有人把如今的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列正在加速前进的火车，突然之间，燃料供应出了问题，火车的加速度不得不开始下降。
据发改委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提供的统计显示，一季度，全国发电量47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7%，但是实施拉闸限电的省(市)仍然从2003年的19个扩大到了今年的24个，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全国最大电力缺口将在2000万千瓦以上。电力供需形势紧张的电网主要有华东、南方和华北；电力供需形势偏紧的电网主要有西北和华中。
缺电的局面使全国的很多火电厂开足马力，加大生产，从而又使对煤炭的需求猛增，但是由于作为煤炭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的火车运力严重不足，只能完成全国运输要求的三分之一，所以很多企业开始四处寻找柴油自行发电，以解燃眉之急，但这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柴油紧张。
为了缓解全国性的缺电局面，中国开始对包括钢铁，水泥和电解铝在内的高耗电行业进行宏观调控，从产业的投资速度和规模总量上进行限制，同时提高全国的电力价格，试图利用价格杠杆调控电力供需关系。
尽管如此，全国性的缺电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得到根本改善。国家信息中心今年5月推出的《2004年中国电力行业年度报告》预测，今年全国总体电力供需形势将比2003年更为严峻，持续拉闸限电的地区将有所增加，2005年形势将由紧张开始走向缓和，拉闸限电的负荷和电量都将有所减少。到2006年，全国电力供需才会基本平衡。
能源短缺正在严重打击中国经济。摩根斯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正在面临它的第一次能源危机。而这次能源危机在2003一年，就让中国为能源价格的上涨而多付出了大约60亿美元(或GDP的0.4%)的代价，而由于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短缺间接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很难用具体的数值来估量。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江浙一带，供电缺口最大，经济蒙受的损失也最严重。浙江当地的电力供应部门预计，今年夏天浙江全省最大电力缺口在430万千瓦以上，如果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最高电力缺口将达630万千瓦以上，时常出现的拉闸限电已经使去年的浙江经济增长降低了大约0.6个百分点，而去年的非典疫情对浙江经济的影响也不过在0.3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电力供应不足，政府采取了优先保证居民用电的做法，这种强制推行的供电政策使很多企业不得不避峰用电，在每天晚上用电高峰的几个小时里，企业要关掉机器，停止生产，等居民用电高峰过去后，再重新开机。
每天不停的开机，关机不仅加大了机器的磨损，缩短了机器的寿命，而且产品废品率也因供电不规律而直线上升，企业成本被间接的拉高。很多企业为了应对经常性的拉闸限电，纷纷购置柴油发电机，以保证在停电期间继续生产。受强大需求的拉动，发电机的价格一路飙升，很多生产小柴油发电机的企业甚至把二手柴油机的价格抬升到了新发电机的价格。即使这样，目前小柴油机的生产速度也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需求，很多企业有钱也买不到柴油机，如果你现在预定柴油机，那么最早也要几个月后才能拿货。
与柴油机同样短缺的还有发电用的柴油，尽管柴油价格不断上涨，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出现了柴油供应短缺的局面。而这些都在迅速地提高企业的成本，很多企业已经表示，日渐提高的生产成本已经使企业举步维艰难。
除了成本不断攀升，更严重的是很多企业生产任务都难以完成。据杭州钢铁集团昌兴电炉炼钢有限公司介绍，今年1月份，由于受限电的影响，停了550分钟，按每分钟2.5吨的生产能力，1月份就少生产了1200吨左右的钢。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公司将很难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
对那些加工出口型企业来说，情况更糟糕。除了要忍受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痛苦外，由于订单无法按时完成，还要面临外商的索赔。据浙江省城调队最近调查的187家企业中，有54.5%的企业完不成2003年的出口订单任务，其中有2/3以上的企业遭到了外商的索赔。企业的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企业也不敢再轻易接订单，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出口订单数减少20%以上。
不断加重的能源荒还有可能减缓外商直接投资，甚至引发部分生产性外国资金外逃的危险。
由于电力短缺严重，很多香港做实业的商人，已经开始着手把今明两年的投资目的地，由内地转向马来西亚等国。虽然马来西亚等地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但相对而言，投资马来西亚没有能源瓶颈限制，反而更有利于继续扩大产能。当然在三年之后，中国国内新建的电厂相继投产，目前缺电的状况可能会好转。到时，外资也许会转回大陆，但今明两年的外资进入将不会乐观。
中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表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38.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增速已经较去年上半年的14.5%有所放缓。除了受中国宏观调控的因素影响外，中国目前的能源瓶颈也对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一定的遏阻作用。
中国真的资源高耗费？
对于2003年突然出现的能源供应与经济需求的尖锐矛盾，很多政府官员以及经济专家和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随着能源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这种观点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思想。
最近，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先生就发表谈话说：“中国的GDP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4%的钢铁、30%的煤炭、13%的电力，中国经济增长成本极其高昂。”
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2004年第6期《财经》杂志中所撰《金融业要服务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文中，也表达了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物质消耗需求过高的问题的担忧。
从经济总量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的确过大。2003年，中国的GDP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为1087美元，而支撑全球4%的GDP和1087美元的人均GDP却耗费了全球50%的水泥、35%的铁矿石、34%的钢铁、30%的煤炭、近20%的铝和铜、13%的电力，以及7.6%的石油。产出的经济总量和投入的资源总量显然不成正比。然而这是按照名义汇率计算出的GDP总量，其能否真实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本身就存在争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去年的人均GDP不是1087美元，而是4580美元。该报告对一个国家的GDP的计算方法不是采用名义汇率，而是通过对一个国家货币的真实购买能力进行评估，即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汇率来进行计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高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一国居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做评价的时候，国际机构通常使用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的人均GDP，而不是通常用名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此种计算方法更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生活和发展状况。
如果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使用的计算方法，中国的GDP总量则应该乘以四倍，经济总量在全球所占比例也不是4%，而是接近15%。对比所消费的资源总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消费的电力和石油这两项最主要的能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电力为13%，而石油仅仅为7·6%；铝和铜为20%，超出GDP占全球比例5点几个百分点。只有水泥，铁矿石，钢铁，煤炭几项超出GDP占全球比例较多。
但是如果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水泥，钢铁，铁矿石以及煤炭的消费也并不算多，而石油和电力及铝、铜等金属的消耗则更少。以钢铁和铝的消费为例，比较中日两国在发展程度相当的时期的人均消费就会发现，即使是今天，中国的人均钢铁和铝消费量也远远低于日本。2002年中国的人均钢铁消费量为320千克，而日本1973年的发展水平与中国2002年的总体发展水平相当，当时的日本人均钢铁消费量为702千克，中国的人均水平仅仅为日本的46%。1973年，日本人均铝消费量为14.8千克，而去年中国的这一数据为3千克，仅为日本当年的20%。
很显然，通过动态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目前很多资源消费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对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还会保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重化工阶段，重工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对资源的需求持续旺盛。
2003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第一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中国国内消费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态势，房地产和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力， 再加上中国日益加快的城市化步伐，以及世界重化工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经济结构到了2003年已经完全进入了重化工阶段。此时，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超过了50%，达到了创纪录的64·3%，成为工业构成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重化工业当中代表性行业如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煤炭、化工等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而这些行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都很大。北京的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总经济师胡兆光告诉记者，“去年钢铁、有色金属和水泥行业成了投资热点，而它们个个都是能源消耗大户。再加上化工产业，这四个行业每年消耗全国电力供应的29%。”
2003年全国工业用电量总计137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56%，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7.38%。而重工业用电增速一改过去多年低于轻工业增速的局面，高出0.56个百分点，我国用电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重工业化迹象。重化工业的蓬勃发展对包括能源在内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快速消费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
纵观世界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所有工业大国都在进入重化工时期后对资源构成了巨大的消耗，其耗费程度甚至远甚于中国。
以钢铁为例，美国在1950年代开始大规模建设，钢产量在1980年代进入稳定期，其间人均钢产量达到了170kg/人·年水平。从1901——2000年，美国钢材消费总量为71亿吨、日本38亿吨、前苏联56亿吨。按照美国2.8亿人口计算的话，人均钢产量25吨，而德国累计达31吨/人。我国由于人口总量要大的多，阶段性目标也是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就算按照进入稳定期以后累计人均10吨钢，不考虑人口增加因素，按13亿人口计算，总量也将达到130亿吨，人均20吨钢则达到260亿吨。发达国家高峰期一般将持续30年，而我国从2003年开始才真正进入了钢铁生产的高峰期。按此计算，中国目前年产钢2.2亿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也仅仅是个开始。
“目前我们国家的钢铁产量刚刚超过了2亿吨，仅仅占世界总产量的大约26%，一个占世界人口23%的大国，在一个历史时期里，钢铁产量占到一定的比例是很正常的事。纵观历史，二战前后，美国的钢铁产量长时期地占到全球产量的45%。照此来看，我国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里，钢铁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30--40%也是正常的。”银河证券研究员田书华这样评价中国钢铁产业的快速发展。
如果考虑到中国土地，森林等资源秉赋严重不足的现实，今后对包括水泥，钢铁和其他建材在内的需求可能会远远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规模。中国人多地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土地总面积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7·2%，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土地面积0·777公顷(11·65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美国的1/4，加拿大的1/47。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5%左右，而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均超过了65%。中国的城市建设不可能走美国的粗放型道路，即城市建设平面化，使用大量的土地和木材，而基本不使用水泥，钢筋等。中国的城市建设只能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采取向空中发展的方式完成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尽量减少秉赋不足的土地资源。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在对钢铁，建材等的需求方面将会超过很多西方发达国家。
钢铁业仅仅是中国重工业的巨大发展必然大量消耗资源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他资源如油、煤和其他金属而言同样如此。
仅就金属而言，中国占去年全球铝、铜、锡等各式基本金属需求增长的50%，目前中国占全球金属总需求比重将近20%。仅2004年前2个月，中国金属消费就同比增长了30%。虽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中国的金属消费势头有所放缓，但预计中国今年金属消费仍将比上年增长约15%。摩根大通在《中国金属业需求分析报告》中认为，中国的金属消费仍处于高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因为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刚达到在其它国家历史上引发人均金属消费量大幅增加的临界水平，所以中国对主要金属的消费量将在未来5至6年内翻一番。并且是长期的趋势，并不因为短期的政策调整而改变。
打破行政审批与垄断魔咒
去年开始的全国性的煤、电、油、运的供应紧张状况表面上是由重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连锁反应——电荒引发煤荒，接着引起运力不足和柴油的供应紧张状况。但是究其根源，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国家在电力行业实施的行政审批制度和行业垄断，想从根本上消除能源供应问题，必须要减少和消除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厚的行政审批制度，同时打破电力行业的国家垄断经营。
在中国，任何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发电厂的建设都要经过中央政府的审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整个亚洲经济遭受重大打击，中国也不例外。危机之后，考虑到中国经济适度发展的前景，政府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新建电力基础设施(上世纪90年代初大量电厂上马曾给国有银行带来了巨额坏帐)，对电源建设的项目审批采取刻意打压的做法。1998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做出了三年内不准上马新的火电项目的规定，正是这次人为的规定为今天的全国性缺电埋下了伏笔。到了2000年制定未来五年规划的时候，原国家计委又做出了错误的预计，认为未来5年的电力需求年增长率不会超过7%。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电力基础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的比例逐年下滑。该比例从“八五”其间的12.09%，下降到了“九五”其间的10·4%，而其后的2000，2001，2002年三年分别仅为7·22%、6·94%和7·17%。在河南，自2001年以来，没上过一个20万以上大机组投产发电；在北京，2002年之前的几年，上马的电力建设项目几乎为零。
然而，这种在斗室之中，由几个官员和所谓“专家”做出的判断和估计被证明是与现实市场严重脱节。
2003年实际用电需求增幅超过了15%，比原国家计委当年的预测的最高7%高出了一倍多，让这些官员和专家们目瞪口呆。计划赶不上变化，用计划经济的脚步去追逐市场经济的节奏显然慢了一拍。
面对愈演愈烈的“电荒”，中央政府开始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限制那些高耗电的行业，如水泥，电解铝和钢铁等；而前不久，国家发改委也拿出了价格杠杆的“利器”，宣布全国销售电价水平每度平均提高2.2分，以求暂时缓解能源短缺的不利局面。然而很多专家表示，简单的对几个高耗电产业加以限制，或者提高几分钱电价，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电力供应不足的局面。只有从根本上废除电力行业的行政审批制度，打破电力行业长年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局面，为民营资本和外资提供合法、合理的进入渠道，鼓励竞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资本长期以来一直都被拒于电力行业之外，未能获得公平的竞争资格。即使是在电力供给严重不足的今天，民营资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依然没有多大改善。
而国家对电力行业的行政审批，不仅仅无法对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而且也在努力维护着国有企业对电力行业，包括电源，电网及配电的高度垄断，在项目审批的时候故意打压民营资本的电源建设项目。
今年2月下旬，发改委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国家已经批准开工建设和已经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的电站项目名称及建设规模。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也对媒体表示，今年国家将批准新开工电站项目规模4000万千瓦，预计投产电站项目规模超过3700万千瓦。
但仔细分析这些已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就会清晰地发现，所公告的项目基本是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这5大电力集团申请的，或者是其所属或占股份的大项目，5大集团外的中小型项目较少。更重要的是，这五大发电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而那些中小型项目大多是以民间资本为依托的。通过所谓的行政审批，大量民营资本就无奈地被挡在了电源建设市场的大门之外。尽管其中也有技术，环保和投入产出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但是审批偏向国有企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与大量民营资本被阻挡在电源建设市场之外相成鲜明对照是，电力建设现在又急需资金。这种反差让那些满怀冲动的投资者只好望洋兴叹。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进入重化工时代，对电力需求将会快速增加，如果还因为行政性审批制度的阻挡而使大量民间资本无法进入电力行业，从而造成电力长期供应不足，那么很有可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和阻碍。
“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发电企业的产权能否多元化，要想产权多元化就必须吸引各种各样的主体来投资办电。如果继续投入的都是国债，那么何年何月才能通过产权多元化来实现竞价上网呢？如果以后电力市场内仅仅是国有对国有的竞争，竞争的效益是值得怀疑的。”一位研究电力行业多年的专家这样感慨道。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被国有企业长期垄断，自身缺乏竞争，电力行业内部的腐败行为和低效率投资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数额相当惊人。根据最近国家审计署对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审计结果发现，包括决策失误、损益不实和国有资产流失等三个方面，与“原国电”高层有关部门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违规金额竟然高达211·4亿元。其中高层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78·4亿元。因为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而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占42%。而浪费现象更是严重，2000年的一次小型内部会议，仅仅三天竟然花去了304万元人民币！
通过行政审批制度保持国有企业对电力行业的绝对垄断地位，拒绝民营企业进入电力行业，不仅仅造成了大量的腐败行为和低效投资，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根本没有出路的，而且还有可能造成中国电力行业长期投资不足的可怕局面。
来自原国家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为了满足中国国内的未来电力需求，中国需要在未来5年之内投资1080亿美元，用于电力行业建设，而整个电力系统的资本金缺口就在1100亿至1200之间。按照中国GDP到2020年翻两番，亦即达到约4万亿美元目标估计，届时发电装机容量需达到约9亿千瓦，而目前仅为3·5亿千瓦，缺口高达5·5万亿千瓦。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的电源建设成本，即每建一千瓦的发电站需要4000万元投资，那么未来16年，仅仅电源建设这一项就需要大约22000亿人民币的资金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如果仅仅依靠国有企业进行银行贷款，和国债融资而不吸引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参与，中国电力行业投资不足的局面几乎可以说以成定局。
缺电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一些城市的外景。在上海，政府已经下令，凡是遇到摄氏35度的高温，全市的“内光外透”照明工程全部停止，只保留个别安装了节能照明设备的项目。所谓 “内光外透”工程，即在上海高层建筑比较集中的几个区域，如浦东陆家嘴等地，夜晚开启楼群内部灯光，通过灯光的向外折射，使整幢大楼显得晶莹剔透。
然而因为缺电，今年夏天，就连上海本地居民也可能难得一见夜上海的繁华景象。虽然上海经济高速发展，但其城市夜景却不得不无奈地暗淡下去。
能源短缺杀跌中国经济
暗淡下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城市夜晚的灯光，以能源为代表的资源类产品的供应短缺，已经开始损害到了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有人把如今的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列正在加速前进的火车，突然之间，燃料供应出了问题，火车的加速度不得不开始下降。
据发改委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提供的统计显示，一季度，全国发电量47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7%，但是实施拉闸限电的省(市)仍然从2003年的19个扩大到了今年的24个，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全国最大电力缺口将在2000万千瓦以上。电力供需形势紧张的电网主要有华东、南方和华北；电力供需形势偏紧的电网主要有西北和华中。
缺电的局面使全国的很多火电厂开足马力，加大生产，从而又使对煤炭的需求猛增，但是由于作为煤炭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的火车运力严重不足，只能完成全国运输要求的三分之一，所以很多企业开始四处寻找柴油自行发电，以解燃眉之急，但这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柴油紧张。
为了缓解全国性的缺电局面，中国开始对包括钢铁，水泥和电解铝在内的高耗电行业进行宏观调控，从产业的投资速度和规模总量上进行限制，同时提高全国的电力价格，试图利用价格杠杆调控电力供需关系。
尽管如此，全国性的缺电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得到根本改善。国家信息中心今年5月推出的《2004年中国电力行业年度报告》预测，今年全国总体电力供需形势将比2003年更为严峻，持续拉闸限电的地区将有所增加，2005年形势将由紧张开始走向缓和，拉闸限电的负荷和电量都将有所减少。到2006年，全国电力供需才会基本平衡。
能源短缺正在严重打击中国经济。摩根斯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正在面临它的第一次能源危机。而这次能源危机在2003一年，就让中国为能源价格的上涨而多付出了大约60亿美元(或GDP的0.4%)的代价，而由于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短缺间接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很难用具体的数值来估量。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江浙一带，供电缺口最大，经济蒙受的损失也最严重。浙江当地的电力供应部门预计，今年夏天浙江全省最大电力缺口在430万千瓦以上，如果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最高电力缺口将达630万千瓦以上，时常出现的拉闸限电已经使去年的浙江经济增长降低了大约0.6个百分点，而去年的非典疫情对浙江经济的影响也不过在0.3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电力供应不足，政府采取了优先保证居民用电的做法，这种强制推行的供电政策使很多企业不得不避峰用电，在每天晚上用电高峰的几个小时里，企业要关掉机器，停止生产，等居民用电高峰过去后，再重新开机。
每天不停的开机，关机不仅加大了机器的磨损，缩短了机器的寿命，而且产品废品率也因供电不规律而直线上升，企业成本被间接的拉高。很多企业为了应对经常性的拉闸限电，纷纷购置柴油发电机，以保证在停电期间继续生产。受强大需求的拉动，发电机的价格一路飙升，很多生产小柴油发电机的企业甚至把二手柴油机的价格抬升到了新发电机的价格。即使这样，目前小柴油机的生产速度也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需求，很多企业有钱也买不到柴油机，如果你现在预定柴油机，那么最早也要几个月后才能拿货。
与柴油机同样短缺的还有发电用的柴油，尽管柴油价格不断上涨，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出现了柴油供应短缺的局面。而这些都在迅速地提高企业的成本，很多企业已经表示，日渐提高的生产成本已经使企业举步维艰难。
除了成本不断攀升，更严重的是很多企业生产任务都难以完成。据杭州钢铁集团昌兴电炉炼钢有限公司介绍，今年1月份，由于受限电的影响，停了550分钟，按每分钟2.5吨的生产能力，1月份就少生产了1200吨左右的钢。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公司将很难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
对那些加工出口型企业来说，情况更糟糕。除了要忍受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痛苦外，由于订单无法按时完成，还要面临外商的索赔。据浙江省城调队最近调查的187家企业中，有54.5%的企业完不成2003年的出口订单任务，其中有2/3以上的企业遭到了外商的索赔。企业的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企业也不敢再轻易接订单，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出口订单数减少20%以上。
不断加重的能源荒还有可能减缓外商直接投资，甚至引发部分生产性外国资金外逃的危险。
由于电力短缺严重，很多香港做实业的商人，已经开始着手把今明两年的投资目的地，由内地转向马来西亚等国。虽然马来西亚等地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但相对而言，投资马来西亚没有能源瓶颈限制，反而更有利于继续扩大产能。当然在三年之后，中国国内新建的电厂相继投产，目前缺电的状况可能会好转。到时，外资也许会转回大陆，但今明两年的外资进入将不会乐观。
中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表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38.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增速已经较去年上半年的14.5%有所放缓。除了受中国宏观调控的因素影响外，中国目前的能源瓶颈也对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一定的遏阻作用。
中国真的资源高耗费？
对于2003年突然出现的能源供应与经济需求的尖锐矛盾，很多政府官员以及经济专家和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随着能源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这种观点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思想。
最近，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先生就发表谈话说：“中国的GDP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4%的钢铁、30%的煤炭、13%的电力，中国经济增长成本极其高昂。”
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2004年第6期《财经》杂志中所撰《金融业要服务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文中，也表达了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物质消耗需求过高的问题的担忧。
从经济总量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的确过大。2003年，中国的GDP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为1087美元，而支撑全球4%的GDP和1087美元的人均GDP却耗费了全球50%的水泥、35%的铁矿石、34%的钢铁、30%的煤炭、近20%的铝和铜、13%的电力，以及7.6%的石油。产出的经济总量和投入的资源总量显然不成正比。然而这是按照名义汇率计算出的GDP总量，其能否真实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本身就存在争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去年的人均GDP不是1087美元，而是4580美元。该报告对一个国家的GDP的计算方法不是采用名义汇率，而是通过对一个国家货币的真实购买能力进行评估，即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汇率来进行计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高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一国居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做评价的时候，国际机构通常使用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的人均GDP，而不是通常用名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此种计算方法更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生活和发展状况。
如果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使用的计算方法，中国的GDP总量则应该乘以四倍，经济总量在全球所占比例也不是4%，而是接近15%。对比所消费的资源总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消费的电力和石油这两项最主要的能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电力为13%，而石油仅仅为7·6%；铝和铜为20%，超出GDP占全球比例5点几个百分点。只有水泥，铁矿石，钢铁，煤炭几项超出GDP占全球比例较多。
但是如果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水泥，钢铁，铁矿石以及煤炭的消费也并不算多，而石油和电力及铝、铜等金属的消耗则更少。以钢铁和铝的消费为例，比较中日两国在发展程度相当的时期的人均消费就会发现，即使是今天，中国的人均钢铁和铝消费量也远远低于日本。2002年中国的人均钢铁消费量为320千克，而日本1973年的发展水平与中国2002年的总体发展水平相当，当时的日本人均钢铁消费量为702千克，中国的人均水平仅仅为日本的46%。1973年，日本人均铝消费量为14.8千克，而去年中国的这一数据为3千克，仅为日本当年的20%。
很显然，通过动态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目前很多资源消费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对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还会保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重化工阶段，重工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对资源的需求持续旺盛。
2003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第一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中国国内消费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态势，房地产和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力， 再加上中国日益加快的城市化步伐，以及世界重化工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中国经济结构到了2003年已经完全进入了重化工阶段。此时，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超过了50%，达到了创纪录的64·3%，成为工业构成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重化工业当中代表性行业如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煤炭、化工等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而这些行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都很大。北京的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总经济师胡兆光告诉记者，“去年钢铁、有色金属和水泥行业成了投资热点，而它们个个都是能源消耗大户。再加上化工产业，这四个行业每年消耗全国电力供应的29%。”
2003年全国工业用电量总计137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56%，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7.38%。而重工业用电增速一改过去多年低于轻工业增速的局面，高出0.56个百分点，我国用电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重工业化迹象。重化工业的蓬勃发展对包括能源在内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快速消费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
纵观世界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所有工业大国都在进入重化工时期后对资源构成了巨大的消耗，其耗费程度甚至远甚于中国。
以钢铁为例，美国在1950年代开始大规模建设，钢产量在1980年代进入稳定期，其间人均钢产量达到了170kg/人·年水平。从1901——2000年，美国钢材消费总量为71亿吨、日本38亿吨、前苏联56亿吨。按照美国2.8亿人口计算的话，人均钢产量25吨，而德国累计达31吨/人。我国由于人口总量要大的多，阶段性目标也是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就算按照进入稳定期以后累计人均10吨钢，不考虑人口增加因素，按13亿人口计算，总量也将达到130亿吨，人均20吨钢则达到260亿吨。发达国家高峰期一般将持续30年，而我国从2003年开始才真正进入了钢铁生产的高峰期。按此计算，中国目前年产钢2.2亿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也仅仅是个开始。
“目前我们国家的钢铁产量刚刚超过了2亿吨，仅仅占世界总产量的大约26%，一个占世界人口23%的大国，在一个历史时期里，钢铁产量占到一定的比例是很正常的事。纵观历史，二战前后，美国的钢铁产量长时期地占到全球产量的45%。照此来看，我国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里，钢铁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30--40%也是正常的。”银河证券研究员田书华这样评价中国钢铁产业的快速发展。
如果考虑到中国土地，森林等资源秉赋严重不足的现实，今后对包括水泥，钢铁和其他建材在内的需求可能会远远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规模。中国人多地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土地总面积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7·2%，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土地面积0·777公顷(11·65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美国的1/4，加拿大的1/47。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5%左右，而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均超过了65%。中国的城市建设不可能走美国的粗放型道路，即城市建设平面化，使用大量的土地和木材，而基本不使用水泥，钢筋等。中国的城市建设只能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采取向空中发展的方式完成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尽量减少秉赋不足的土地资源。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在对钢铁，建材等的需求方面将会超过很多西方发达国家。
钢铁业仅仅是中国重工业的巨大发展必然大量消耗资源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他资源如油、煤和其他金属而言同样如此。
仅就金属而言，中国占去年全球铝、铜、锡等各式基本金属需求增长的50%，目前中国占全球金属总需求比重将近20%。仅2004年前2个月，中国金属消费就同比增长了30%。虽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中国的金属消费势头有所放缓，但预计中国今年金属消费仍将比上年增长约15%。摩根大通在《中国金属业需求分析报告》中认为，中国的金属消费仍处于高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因为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刚达到在其它国家历史上引发人均金属消费量大幅增加的临界水平，所以中国对主要金属的消费量将在未来5至6年内翻一番。并且是长期的趋势，并不因为短期的政策调整而改变。
打破行政审批与垄断魔咒
去年开始的全国性的煤、电、油、运的供应紧张状况表面上是由重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连锁反应——电荒引发煤荒，接着引起运力不足和柴油的供应紧张状况。但是究其根源，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国家在电力行业实施的行政审批制度和行业垄断，想从根本上消除能源供应问题，必须要减少和消除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厚的行政审批制度，同时打破电力行业的国家垄断经营。
在中国，任何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发电厂的建设都要经过中央政府的审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整个亚洲经济遭受重大打击，中国也不例外。危机之后，考虑到中国经济适度发展的前景，政府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新建电力基础设施(上世纪90年代初大量电厂上马曾给国有银行带来了巨额坏帐)，对电源建设的项目审批采取刻意打压的做法。1998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做出了三年内不准上马新的火电项目的规定，正是这次人为的规定为今天的全国性缺电埋下了伏笔。到了2000年制定未来五年规划的时候，原国家计委又做出了错误的预计，认为未来5年的电力需求年增长率不会超过7%。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电力基础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的比例逐年下滑。该比例从“八五”其间的12.09%，下降到了“九五”其间的10·4%，而其后的2000，2001，2002年三年分别仅为7·22%、6·94%和7·17%。在河南，自2001年以来，没上过一个20万以上大机组投产发电；在北京，2002年之前的几年，上马的电力建设项目几乎为零。
然而，这种在斗室之中，由几个官员和所谓“专家”做出的判断和估计被证明是与现实市场严重脱节。
2003年实际用电需求增幅超过了15%，比原国家计委当年的预测的最高7%高出了一倍多，让这些官员和专家们目瞪口呆。计划赶不上变化，用计划经济的脚步去追逐市场经济的节奏显然慢了一拍。
面对愈演愈烈的“电荒”，中央政府开始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限制那些高耗电的行业，如水泥，电解铝和钢铁等；而前不久，国家发改委也拿出了价格杠杆的“利器”，宣布全国销售电价水平每度平均提高2.2分，以求暂时缓解能源短缺的不利局面。然而很多专家表示，简单的对几个高耗电产业加以限制，或者提高几分钱电价，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电力供应不足的局面。只有从根本上废除电力行业的行政审批制度，打破电力行业长年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局面，为民营资本和外资提供合法、合理的进入渠道，鼓励竞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资本长期以来一直都被拒于电力行业之外，未能获得公平的竞争资格。即使是在电力供给严重不足的今天，民营资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依然没有多大改善。
而国家对电力行业的行政审批，不仅仅无法对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而且也在努力维护着国有企业对电力行业，包括电源，电网及配电的高度垄断，在项目审批的时候故意打压民营资本的电源建设项目。
今年2月下旬，发改委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国家已经批准开工建设和已经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的电站项目名称及建设规模。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也对媒体表示，今年国家将批准新开工电站项目规模4000万千瓦，预计投产电站项目规模超过3700万千瓦。
但仔细分析这些已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就会清晰地发现，所公告的项目基本是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这5大电力集团申请的，或者是其所属或占股份的大项目，5大集团外的中小型项目较少。更重要的是，这五大发电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而那些中小型项目大多是以民间资本为依托的。通过所谓的行政审批，大量民营资本就无奈地被挡在了电源建设市场的大门之外。尽管其中也有技术，环保和投入产出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但是审批偏向国有企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与大量民营资本被阻挡在电源建设市场之外相成鲜明对照是，电力建设现在又急需资金。这种反差让那些满怀冲动的投资者只好望洋兴叹。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进入重化工时代，对电力需求将会快速增加，如果还因为行政性审批制度的阻挡而使大量民间资本无法进入电力行业，从而造成电力长期供应不足，那么很有可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和阻碍。
“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发电企业的产权能否多元化，要想产权多元化就必须吸引各种各样的主体来投资办电。如果继续投入的都是国债，那么何年何月才能通过产权多元化来实现竞价上网呢？如果以后电力市场内仅仅是国有对国有的竞争，竞争的效益是值得怀疑的。”一位研究电力行业多年的专家这样感慨道。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被国有企业长期垄断，自身缺乏竞争，电力行业内部的腐败行为和低效率投资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数额相当惊人。根据最近国家审计署对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审计结果发现，包括决策失误、损益不实和国有资产流失等三个方面，与“原国电”高层有关部门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违规金额竟然高达211·4亿元。其中高层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78·4亿元。因为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而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占42%。而浪费现象更是严重，2000年的一次小型内部会议，仅仅三天竟然花去了304万元人民币！
通过行政审批制度保持国有企业对电力行业的绝对垄断地位，拒绝民营企业进入电力行业，不仅仅造成了大量的腐败行为和低效投资，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根本没有出路的，而且还有可能造成中国电力行业长期投资不足的可怕局面。
来自原国家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为了满足中国国内的未来电力需求，中国需要在未来5年之内投资1080亿美元，用于电力行业建设，而整个电力系统的资本金缺口就在1100亿至1200之间。按照中国GDP到2020年翻两番，亦即达到约4万亿美元目标估计，届时发电装机容量需达到约9亿千瓦，而目前仅为3·5亿千瓦，缺口高达5·5万亿千瓦。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的电源建设成本，即每建一千瓦的发电站需要4000万元投资，那么未来16年，仅仅电源建设这一项就需要大约22000亿人民币的资金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如果仅仅依靠国有企业进行银行贷款，和国债融资而不吸引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参与，中国电力行业投资不足的局面几乎可以说以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