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角度分析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
2004-04-29 00:00 来源： 我的钢铁 作者：mysteel
有人说，中国目前的经济过热是政府过热，此话颇有道理，因而，我们将其称作是一种体制性过热。一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占主导地位，而一些可盈利的行业又不准民间资本进入，温州购房团的出现以及很多扭曲现象的发生，恐怕与此有关。二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和财政利益的考虑，用转嫁负担的办法，把一部分公共成本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使得企业的成本收益以及市场信号价格发生扭曲，刺激了一些行业的过多投资和过快发展。如有的地方政府为企业建造基础设施，把开发的土地白送或者低价出让。三是由于预期的作用，宏观调控本身成为调控失效的原因。去年下半年投资增加了一大块，由于预期到中央会加强控制，各个地方都要赶在关门前再上一块，今年一季度新开工项目的加速增长就是证明。可见，目前的经济过热问题主要不是宏观问题和总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解决不了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
既然目前的经济过热问题，主要不是宏观问题和总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应当从改革中去寻找。然而，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只讲统筹，不谈改革，重政策调控，而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建设职能过大，利益使然。如果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也许不难明白。美国的国有经济很小，19个政府部门，除了就业、安全等社会公共职能以外，没有一个项目建设职能，而我国则不同，庞大的国有经济，众多的政府部门，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承担了大量项目建设职能，政府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再加上官员考核制度的扭曲，往往是市场未热，地方先热，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地上项目；调控中，政府要保国有部门，于是不得不卡死民营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因此，政策波动往往使市场的波动更大。如果不通过改革，削减政府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与投资增长过快一起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是，一些行业和地区的重复建设严重。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从行业和地区来区分重复建设只是看到了现象，而掩盖了本质。要分清和把握目前的重复建设，只能从政府建设还是企业投资、国有投资还是民间投资来讨论。在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其行为总是理性的，即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企业权衡各种利弊，考量预期成本和收益以后做出的选择。如果企业决策不受外界尤其是政府的干预，那么其做出的投资决策也一定是合乎理性的，它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做到责、权、利高度统一。决策正确，市场会给予它丰厚的回报，决策失误，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没有人会弥补它的损失。在这里是无所谓重复建设或者不是重复建设可言的。因为一方面，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将在“市场纠错”过程中得到判别和检验，另一方面，这种重复建设也是促进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很多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电等，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然而，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则不一样，由于官员决策并不承担投资决策的后果，投资失败也不承担损失的赔偿，反而有可能加官晋级，有国有部门的软约束为其提供补贴。因而，真正的重复建设是出现在国有投资和政府项目中。要解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的问题，应当把目标和范围对准和限定在政府投资和国有项目中，以免误伤无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一点。
在目前的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由于是一种体制性过热，有人认为，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可能失效，政府宏观政策的“有形之手”也可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提出了运用行政的“第三只手”的建议。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行政手段，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用，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目前的很多运用办法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行为和决策的窠臼。最近，有一件事情开了这方面的风气之先，这就是官员问责制的实施，一些失职官员引咎辞职，如吉林市长、市委副书记刚占标为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事故引咎辞职，并对相关责任人以纪律处分；密云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文因“2.5”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引咎辞职，其他责任人也受到处分；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和党组书记马富才因川东钻探公司井喷重大事故引咎辞职。这件事情说明，ＧＤＰ增长并不能保证官员的位子，失职有可能丢官受罚。不过，现在的做法是针对重大恶性事故的直接主管人，并未涉及决策失误的直接责任人。如果对官员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也能够实行问责制度，官员的行为就会收敛，各种决策失误也就会得到纠正。
今年年初，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以解决“三农”问题。值得提出的是，时隔18年后中国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并将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措施包括：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加强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
近几年来，我们对“三农”问题的强调不能说不够，每年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可谓不多，然而，农村经济发展依然缓慢，农民收入增速依然不高，农民生活状况变化不大。是什么原因造成政策趋向和实际效果“两张皮”﹖根本在于我们行政体制出了问题，由于行政运作立足于对基层的管理和控制，而不是立足于基层自治，地方特别是乡镇政府主要是中央和上级需要的，而不是老百姓需要的，中央和上级政府既要依靠他们，又要监控和限制他们，他们对中央和上级政府也是两个面孔，两套办法，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博弈的结果，天平偏向了地方政府一方，中央政策到了地方，有的走了样，有的弃而不管，有的甚至对着干。这样，中央开了支票，农民得不到兑现，再加上农民这一社会群体缺乏组织性，无法对地方官员形成约束和制衡，久而久之，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与其讲在口上，写在纸上，不如实实在在地做几件事情。看来是到了重新检讨和改革农村体制的时候了。
能源和原材料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和约束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日益加大。中国是当前世界上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供应总量相对不足，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将面临国内需求和资源供给的“双约束”。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总量缺口日益加大和利用效率低下并存。从资源缺口来看，我国相当种类的资源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如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森林仅为1／5，45种重点资源人均拥有量不及世界的一半石油11%，天然气4.5%，铁矿石18%，铝7.3%，另一方面，我国资源的利用效率却十分低下，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据有关资料，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仅为33%，低于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主要产品能耗水平远高于国际水平。以水资源利用为例，中国ＧＤＰ总量只及美国的1／8，而用水量却与美国相当。资源利用率低下，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污染，据统计全国31%的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地受到酸雨影响。
很明显，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包括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其间既有很多生产和技术问题，也有很多组织和制度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要落实新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关键是要有一套与之相应的体制和政策。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实施把党和政府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方针关系极大。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言，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建设现代国家和有效政府来说，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就存在不少问题。现在是考虑改变和完善的时候了。
近来，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进行分类分析和价值判断，谈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建立一个欧美式的市场经济，还是建立一个拉美式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确有重要意义。然而，市场经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的能力。政府治理沿着与市场发展相一致的方向前进，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就会逐步建立起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反，政府治理与市场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治理能力低下，就会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因此，与其讲市场经济的好与坏，不如说政府治理的好与坏更为恰当。
既然目前的经济过热问题，主要不是宏观问题和总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应当从改革中去寻找。然而，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只讲统筹，不谈改革，重政策调控，而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建设职能过大，利益使然。如果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也许不难明白。美国的国有经济很小，19个政府部门，除了就业、安全等社会公共职能以外，没有一个项目建设职能，而我国则不同，庞大的国有经济，众多的政府部门，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承担了大量项目建设职能，政府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再加上官员考核制度的扭曲，往往是市场未热，地方先热，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地上项目；调控中，政府要保国有部门，于是不得不卡死民营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因此，政策波动往往使市场的波动更大。如果不通过改革，削减政府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与投资增长过快一起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是，一些行业和地区的重复建设严重。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从行业和地区来区分重复建设只是看到了现象，而掩盖了本质。要分清和把握目前的重复建设，只能从政府建设还是企业投资、国有投资还是民间投资来讨论。在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作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其行为总是理性的，即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企业权衡各种利弊，考量预期成本和收益以后做出的选择。如果企业决策不受外界尤其是政府的干预，那么其做出的投资决策也一定是合乎理性的，它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做到责、权、利高度统一。决策正确，市场会给予它丰厚的回报，决策失误，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没有人会弥补它的损失。在这里是无所谓重复建设或者不是重复建设可言的。因为一方面，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将在“市场纠错”过程中得到判别和检验，另一方面，这种重复建设也是促进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很多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电等，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然而，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则不一样，由于官员决策并不承担投资决策的后果，投资失败也不承担损失的赔偿，反而有可能加官晋级，有国有部门的软约束为其提供补贴。因而，真正的重复建设是出现在国有投资和政府项目中。要解决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的问题，应当把目标和范围对准和限定在政府投资和国有项目中，以免误伤无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一点。
在目前的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由于是一种体制性过热，有人认为，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可能失效，政府宏观政策的“有形之手”也可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提出了运用行政的“第三只手”的建议。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行政手段，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用，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目前的很多运用办法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行为和决策的窠臼。最近，有一件事情开了这方面的风气之先，这就是官员问责制的实施，一些失职官员引咎辞职，如吉林市长、市委副书记刚占标为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事故引咎辞职，并对相关责任人以纪律处分；密云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文因“2.5”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引咎辞职，其他责任人也受到处分；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和党组书记马富才因川东钻探公司井喷重大事故引咎辞职。这件事情说明，ＧＤＰ增长并不能保证官员的位子，失职有可能丢官受罚。不过，现在的做法是针对重大恶性事故的直接主管人，并未涉及决策失误的直接责任人。如果对官员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也能够实行问责制度，官员的行为就会收敛，各种决策失误也就会得到纠正。
今年年初，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以解决“三农”问题。值得提出的是，时隔18年后中国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并将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措施包括：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加强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
近几年来，我们对“三农”问题的强调不能说不够，每年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可谓不多，然而，农村经济发展依然缓慢，农民收入增速依然不高，农民生活状况变化不大。是什么原因造成政策趋向和实际效果“两张皮”﹖根本在于我们行政体制出了问题，由于行政运作立足于对基层的管理和控制，而不是立足于基层自治，地方特别是乡镇政府主要是中央和上级需要的，而不是老百姓需要的，中央和上级政府既要依靠他们，又要监控和限制他们，他们对中央和上级政府也是两个面孔，两套办法，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博弈的结果，天平偏向了地方政府一方，中央政策到了地方，有的走了样，有的弃而不管，有的甚至对着干。这样，中央开了支票，农民得不到兑现，再加上农民这一社会群体缺乏组织性，无法对地方官员形成约束和制衡，久而久之，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与其讲在口上，写在纸上，不如实实在在地做几件事情。看来是到了重新检讨和改革农村体制的时候了。
能源和原材料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和约束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日益加大。中国是当前世界上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供应总量相对不足，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将面临国内需求和资源供给的“双约束”。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总量缺口日益加大和利用效率低下并存。从资源缺口来看，我国相当种类的资源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如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森林仅为1／5，45种重点资源人均拥有量不及世界的一半石油11%，天然气4.5%，铁矿石18%，铝7.3%，另一方面，我国资源的利用效率却十分低下，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据有关资料，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仅为33%，低于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主要产品能耗水平远高于国际水平。以水资源利用为例，中国ＧＤＰ总量只及美国的1／8，而用水量却与美国相当。资源利用率低下，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污染，据统计全国31%的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地受到酸雨影响。
很明显，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包括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其间既有很多生产和技术问题，也有很多组织和制度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要落实新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关键是要有一套与之相应的体制和政策。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实施把党和政府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方针关系极大。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言，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建设现代国家和有效政府来说，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就存在不少问题。现在是考虑改变和完善的时候了。
近来，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进行分类分析和价值判断，谈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建立一个欧美式的市场经济，还是建立一个拉美式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确有重要意义。然而，市场经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的能力。政府治理沿着与市场发展相一致的方向前进，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就会逐步建立起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反，政府治理与市场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治理能力低下，就会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因此，与其讲市场经济的好与坏，不如说政府治理的好与坏更为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