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取向的几点看法
2003-10-13 00:00 来源： 我的钢铁 作者：mysteel
目前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以“通货紧缩或过冷”用语描述不很妥贴，服务、居住项目权重偏小制约价格指标对现实经济的反映。积压与进口并存的环境下治本的办法是微观改造，宏观政策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也要重视产业的优化升级。
广义货币存量和信贷存量内部结构不合理。衡量银行融资潜力及支付风险的是超额准备金率而不是存贷差。促进货币存量增量及信贷存量增量结构合理化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大目标和任务。在我国经济列车快速而平稳前行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这种态势，整顿信用秩序是最有效的“良药”，是打开社会生活中诸多矛盾和症结、激发更大经济活力的“钥匙”。当前经济研究者对宏观经济形势有些不同判断和看法，这对繁荣和发展经济学术研究有积极意义。笔者也就此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供求失衡环境下的政策重点该是促进产业产品的升级
（一）以“通货紧缩或过冷”用语描述当前经济形势不很妥贴
用“通货紧缩、经济过冷或过热”等用语来作为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概括，不是很恰当的。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内需不足确实仍存在着，但需求制约经济增长并不是在当代才出现的。从１８２０年英国马尔萨斯首次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概念以来，内需不足就一直限制着近代各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生产潜力的充分发挥，在农业年熟正常时期更为严重。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３年和１９３５年英美中三国废弃金（银）本位制而推行法定纸币制后，人类摆脱了金银币供应不足导致通货相对紧缩进而使经济走慢的千年困境。
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各国相继推行不可兑央行银行券（即本币钞票）制度以后，再继续使用只在贵金属币时代有存在理由的“通货紧缩”一词，作为对当前国内和国外经济运行的描述和概括，不是很适宜的。在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总量增速保持２０％以上的宏观环境下，仍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通货紧缩或过冷”，这不太符合经济实况。
若是物价下降就说物价下降，是物价上涨就说物价上涨，不必把此两名词分别与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完全等同，也不要像欧美国家经济学术界那样长期以来混用乱用这两对经济名词，国外学者往往不适当地用难以计量的“通货膨胀率”一词随意代替物价上涨率指标。
（二）服务、居住项目权重偏小制约价格指标对现实经济的反映
单凭依据消费价格和零售物价水平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
近几年，包括学杂费、水气电和房租费、交通费、通讯费等服务类项目，以及住宅购买开支和装修费，已在居民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呈不断增大趋势，同时服务及住宅买价也在逐渐上涨。但服务在零售十四大类和消费八大类中的权数比重不到１２％。
如果考虑消费支出变化尤其是学杂费开支的增长，可把服务项目、居住项目统计权数比重都提高２个到４个百分点，那么２００２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就不是下降０．８％，可能会上涨０．１％－０．４％，２００３年前８月消费价格涨幅也会超过１％。
食品类的统计权数比重独大，总物价升降亦步亦趋于食品价格涨跌。农副产品跌价既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慢的结果，也与上亿农户舍不得消费自家产鸡鸭鱼肉蛋及非大路菜，急于卖掉以筹集子女学费有关。如果能把学杂费、农业税费等降下来以至免除，农民对自产副食品的消费将增加，农村区域内交易量会上升，农产品需求不足和跌价问题也可缓解。
（三）积压与进口并存宏观环境下的治本办法是微观改造
近年零售价格和消费价格处于下降状态，是宏观总量变化尤其是产品结构不合理的必然结果，不完全是内外需不足造成的。只要微观单位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那么物价总水平就难以回升到理想的状态。
要维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物价不再下行的宏观格局，政策重点只能选择企业股份重组和所有权变更的微观改造新路子。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应仅仅停留在“更换或者培训厂长总经理”的治标式老套上。北京市有关部门宣布１０４家国企股权可面向国内外转让，表明微观经济变革已走出１９年来隔靴搔痒和兜圈子迷局，但这剂“药方”肯定有不可忽视的“副作用”，需严防并打击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企业改革中曾涌现的上下其手、化公为私甚至巧取豪夺勾当。
（四）宏观政策既应促进就业，又要重视产业的优化升级
大小企业林立、产品纷呈泉涌的当代中国，扩大内需和外需进而达到充分就业，仍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石，增发国债的财政投资政策需要持续下去。由西斯蒙第、霍布森、凯恩斯开启的“就业至上”政策理念，２１世纪初我国文件中同样提炼出了名言：就业是民生之本，此话道出了所有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共同点。有业、安居是基本民权，开发价格适当、经济适用并可满足无房户急需的住宅，可一举多得。
但中国国情也决定了现阶段并不需要那么多价格昂贵、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住宅和别墅；有些经济欠发达省区建偏多的豪华宾馆、度假村、高级写字楼、高速公路，不能不说有某种“超前”之嫌。毕竟多数农民还较贫穷，毕竟大中城市街道的严重交通拥堵问题还没解决。即使着眼于充分就业，着力于商品房开发及钢铁、水泥、汽车的生产，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基础工业品级不高和库存增多，同时高精尖产品及技术不断进口的现实，不宜以维持那些质劣价高企业的苟延残喘为代价来强行消弭或回避失业难题。
二、促进货币存量增量及信贷存量增量结构合理化
（一）广义货币存量和信贷存量内部结构不合理
发达国家的时点货币供应总量，由企业支票存款、信用卡存款、储蓄存款、流通现钞、可背书票据等组成，而我国广义货币内部结构与之不同，不但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钞是主要部分，而且有国外货币结构中一般较少的企业和单位定期存款。这种存款性货币已达２万多亿元，有部门性公司的闲散资金，也有原始股发行或增发股的上市公司因无投资出路而过剩的资金，另外执行执罚单位预算外资金有小部分也成为这类存款。这些长期存放银行的机构资金，是广义货币内部不均衡的体现，也是货币流速趋慢的原因。
货币金融理论就有些方面说即是收入分配理论，反之也然。不该得到贷款或不合法不合理谋取收入的群体获得现金或拥有存款性货币，以及不该获得证券直接融资的某些企业获得借债资金或股本金，过去１０多年已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源头，而许多急需货币信贷支持的自主创业者尤其是上亿农户，却因种种主客观原因，金融机构不能充分满足其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合理货币需求。公共财政和金融信贷该充分考虑农村和农户。农民子女受教育的起点和机会不平等，最能加剧成年后的贫富不平等。
（二）衡量银行融资潜力及支付风险的是超额准备金率而不是存贷差
“存贷差”概念不能完全表明银行资金来源与运用具体状况，银行还有非贷款的资产及表外中间业务。真正能衡量银行可融出资金和基础货币乘数扩张潜力的，以及能考核银行支付能力和潜在风险的最重要因素，是超额准备金率（即金银本位制下的“头寸”）。
在银行资产单一化、中间业务收入仍有限和经营成本偏高，以及短期国债、可背书票据、资信优证券等二级准备资产较有限的条件下，当前不少银行和信用社超额准备金率下降到５％以下，这值得金融监管部门警觉。央行把法定准备金率提高１个百分点虽有必要，但可按存款稳定性，允许两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的法定缴存率降至４％，同时把企业３００万元以上活期存款的缴存率升至１０％，可维持６％－７％的平均水平。这是增强法定准备金政策灵活性、促进金融存量增量结构合理化并挖掘间接融资潜力的可选办法。
三、整顿信用秩序是最有效的“良药”
要保持我国经济列车快速而平稳地前行，那么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和信用秩序，就是最有效的“良药”。如果假冒伪劣和偷工减料得不到严厉惩处，借钱欠钱故意不还或伪造票据纸币行为不能受到遏止和打击；如果坑蒙拐骗招术能轻易得逞；如果银行营业机构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纵容开户企业压票、无理退票和拒付结算款，那么货币信贷扩张和证券直接融资政策也好，赤字财政、投资扩张和消费鼓励政策也好，在政府推动增长和促进就业的心血和努力中将大打折扣。
交易买卖缺乏诚信意识，商业汇票就不能由购货方或第三方来承兑，而承兑风险都积聚到银行，企业的票据融资规模也难以扩展的。只有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和再贴现能够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和再贴现齐头并进，才能提升央行基础货币吐出对扩大内需和优化产业的有效性。
可以说，整顿信用秩序，发展企业和自然人资信征信体系，是打开社会生活中诸多矛盾和症结、激发更大经济活力的“钥匙”。无论是减少企业应收账款，归还拖欠的贷款或借款，发展在国内外对扩大需求和促进就业极其关键的消费信贷，还是进一步扩大公司债券股票发行的直接融资规模，乃至提高增发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都需建立在全社会诚实守信公德的基础上，否则国民创业和自我就业的动力以及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活力，会受到严重抑制和损害。
广义货币存量和信贷存量内部结构不合理。衡量银行融资潜力及支付风险的是超额准备金率而不是存贷差。促进货币存量增量及信贷存量增量结构合理化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大目标和任务。在我国经济列车快速而平稳前行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这种态势，整顿信用秩序是最有效的“良药”，是打开社会生活中诸多矛盾和症结、激发更大经济活力的“钥匙”。当前经济研究者对宏观经济形势有些不同判断和看法，这对繁荣和发展经济学术研究有积极意义。笔者也就此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供求失衡环境下的政策重点该是促进产业产品的升级
（一）以“通货紧缩或过冷”用语描述当前经济形势不很妥贴
用“通货紧缩、经济过冷或过热”等用语来作为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概括，不是很恰当的。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内需不足确实仍存在着，但需求制约经济增长并不是在当代才出现的。从１８２０年英国马尔萨斯首次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概念以来，内需不足就一直限制着近代各国人力和物力资源生产潜力的充分发挥，在农业年熟正常时期更为严重。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３年和１９３５年英美中三国废弃金（银）本位制而推行法定纸币制后，人类摆脱了金银币供应不足导致通货相对紧缩进而使经济走慢的千年困境。
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各国相继推行不可兑央行银行券（即本币钞票）制度以后，再继续使用只在贵金属币时代有存在理由的“通货紧缩”一词，作为对当前国内和国外经济运行的描述和概括，不是很适宜的。在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总量增速保持２０％以上的宏观环境下，仍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通货紧缩或过冷”，这不太符合经济实况。
若是物价下降就说物价下降，是物价上涨就说物价上涨，不必把此两名词分别与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完全等同，也不要像欧美国家经济学术界那样长期以来混用乱用这两对经济名词，国外学者往往不适当地用难以计量的“通货膨胀率”一词随意代替物价上涨率指标。
（二）服务、居住项目权重偏小制约价格指标对现实经济的反映
单凭依据消费价格和零售物价水平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
近几年，包括学杂费、水气电和房租费、交通费、通讯费等服务类项目，以及住宅购买开支和装修费，已在居民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呈不断增大趋势，同时服务及住宅买价也在逐渐上涨。但服务在零售十四大类和消费八大类中的权数比重不到１２％。
如果考虑消费支出变化尤其是学杂费开支的增长，可把服务项目、居住项目统计权数比重都提高２个到４个百分点，那么２００２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就不是下降０．８％，可能会上涨０．１％－０．４％，２００３年前８月消费价格涨幅也会超过１％。
食品类的统计权数比重独大，总物价升降亦步亦趋于食品价格涨跌。农副产品跌价既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慢的结果，也与上亿农户舍不得消费自家产鸡鸭鱼肉蛋及非大路菜，急于卖掉以筹集子女学费有关。如果能把学杂费、农业税费等降下来以至免除，农民对自产副食品的消费将增加，农村区域内交易量会上升，农产品需求不足和跌价问题也可缓解。
（三）积压与进口并存宏观环境下的治本办法是微观改造
近年零售价格和消费价格处于下降状态，是宏观总量变化尤其是产品结构不合理的必然结果，不完全是内外需不足造成的。只要微观单位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那么物价总水平就难以回升到理想的状态。
要维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物价不再下行的宏观格局，政策重点只能选择企业股份重组和所有权变更的微观改造新路子。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应仅仅停留在“更换或者培训厂长总经理”的治标式老套上。北京市有关部门宣布１０４家国企股权可面向国内外转让，表明微观经济变革已走出１９年来隔靴搔痒和兜圈子迷局，但这剂“药方”肯定有不可忽视的“副作用”，需严防并打击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企业改革中曾涌现的上下其手、化公为私甚至巧取豪夺勾当。
（四）宏观政策既应促进就业，又要重视产业的优化升级
大小企业林立、产品纷呈泉涌的当代中国，扩大内需和外需进而达到充分就业，仍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石，增发国债的财政投资政策需要持续下去。由西斯蒙第、霍布森、凯恩斯开启的“就业至上”政策理念，２１世纪初我国文件中同样提炼出了名言：就业是民生之本，此话道出了所有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共同点。有业、安居是基本民权，开发价格适当、经济适用并可满足无房户急需的住宅，可一举多得。
但中国国情也决定了现阶段并不需要那么多价格昂贵、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住宅和别墅；有些经济欠发达省区建偏多的豪华宾馆、度假村、高级写字楼、高速公路，不能不说有某种“超前”之嫌。毕竟多数农民还较贫穷，毕竟大中城市街道的严重交通拥堵问题还没解决。即使着眼于充分就业，着力于商品房开发及钢铁、水泥、汽车的生产，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基础工业品级不高和库存增多，同时高精尖产品及技术不断进口的现实，不宜以维持那些质劣价高企业的苟延残喘为代价来强行消弭或回避失业难题。
二、促进货币存量增量及信贷存量增量结构合理化
（一）广义货币存量和信贷存量内部结构不合理
发达国家的时点货币供应总量，由企业支票存款、信用卡存款、储蓄存款、流通现钞、可背书票据等组成，而我国广义货币内部结构与之不同，不但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钞是主要部分，而且有国外货币结构中一般较少的企业和单位定期存款。这种存款性货币已达２万多亿元，有部门性公司的闲散资金，也有原始股发行或增发股的上市公司因无投资出路而过剩的资金，另外执行执罚单位预算外资金有小部分也成为这类存款。这些长期存放银行的机构资金，是广义货币内部不均衡的体现，也是货币流速趋慢的原因。
货币金融理论就有些方面说即是收入分配理论，反之也然。不该得到贷款或不合法不合理谋取收入的群体获得现金或拥有存款性货币，以及不该获得证券直接融资的某些企业获得借债资金或股本金，过去１０多年已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源头，而许多急需货币信贷支持的自主创业者尤其是上亿农户，却因种种主客观原因，金融机构不能充分满足其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合理货币需求。公共财政和金融信贷该充分考虑农村和农户。农民子女受教育的起点和机会不平等，最能加剧成年后的贫富不平等。
（二）衡量银行融资潜力及支付风险的是超额准备金率而不是存贷差
“存贷差”概念不能完全表明银行资金来源与运用具体状况，银行还有非贷款的资产及表外中间业务。真正能衡量银行可融出资金和基础货币乘数扩张潜力的，以及能考核银行支付能力和潜在风险的最重要因素，是超额准备金率（即金银本位制下的“头寸”）。
在银行资产单一化、中间业务收入仍有限和经营成本偏高，以及短期国债、可背书票据、资信优证券等二级准备资产较有限的条件下，当前不少银行和信用社超额准备金率下降到５％以下，这值得金融监管部门警觉。央行把法定准备金率提高１个百分点虽有必要，但可按存款稳定性，允许两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的法定缴存率降至４％，同时把企业３００万元以上活期存款的缴存率升至１０％，可维持６％－７％的平均水平。这是增强法定准备金政策灵活性、促进金融存量增量结构合理化并挖掘间接融资潜力的可选办法。
三、整顿信用秩序是最有效的“良药”
要保持我国经济列车快速而平稳地前行，那么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和信用秩序，就是最有效的“良药”。如果假冒伪劣和偷工减料得不到严厉惩处，借钱欠钱故意不还或伪造票据纸币行为不能受到遏止和打击；如果坑蒙拐骗招术能轻易得逞；如果银行营业机构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纵容开户企业压票、无理退票和拒付结算款，那么货币信贷扩张和证券直接融资政策也好，赤字财政、投资扩张和消费鼓励政策也好，在政府推动增长和促进就业的心血和努力中将大打折扣。
交易买卖缺乏诚信意识，商业汇票就不能由购货方或第三方来承兑，而承兑风险都积聚到银行，企业的票据融资规模也难以扩展的。只有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和再贴现能够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和再贴现齐头并进，才能提升央行基础货币吐出对扩大内需和优化产业的有效性。
可以说，整顿信用秩序，发展企业和自然人资信征信体系，是打开社会生活中诸多矛盾和症结、激发更大经济活力的“钥匙”。无论是减少企业应收账款，归还拖欠的贷款或借款，发展在国内外对扩大需求和促进就业极其关键的消费信贷，还是进一步扩大公司债券股票发行的直接融资规模，乃至提高增发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都需建立在全社会诚实守信公德的基础上，否则国民创业和自我就业的动力以及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活力，会受到严重抑制和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