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通货紧缩是我国宏观经济的顽敌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ＧＤＰ增长率下降了３．７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为：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ＧＤＰ增长率，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提高了６．２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提高了３．５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ＧＤＰ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ＧＤＰ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ＧＤＰ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煤炭生产量减少了３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７．７个百分点；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首次出现下降，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期间约累计分别减少了１４％和１５．８％，粉尘减少了３３．２％，工业粉尘减少了３６．９％，工业废水减少了１／３，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２４．６％，累计退耕还林３５０２万亩，“生态赤字”开始减小。１９９５年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６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六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ＧＤＰ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ＧＤＰ比重由１９９６年的５．１７％下降为２００１年的－０．３５％，资本存货减少了３８４７．１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１９９６年的７１．６％提高到２００１年的７７．７％，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ＧＤＰ（生产法）的比重由１９９６年的１０．６％减少为２００１年的４．３％，商品库存减少了３０７０．４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ＧＤＰ增长率下降了１．０６％和０．８８％，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ＧＤＰ增长率分别为９．１６％和８．９８％。德意志银行集团的经济学家马骏博士估计更高一些，过去两年中国存货下降分别将经济增长率下拉了约２个百分点。各类库存比重下降，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正在从高增长、高库存、低效率的计划经济转向高增长、低库存、高效率的市场经济。
    加入ＷＴＯ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７％－８％之间。马骏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７．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每年经济增长率仅提高０．１％，而不是普遍认为的０．４％－０．５％。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预测值均７．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７．４％－７．４％。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７％－８％，低于长期增长潜力（我计算，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期间为９．５％），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大多数新兴工业化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Ｗ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Ｖ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估计，东亚地区国家将由２０００年的７．５％下降为２００１年的４．６％，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２．３％，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ＰＰＰ）计算，１９９５年中国ＧＮＰ超过了日本，１９９９年中国ＧＮＰ比日本高出４０％。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１９９８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经济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持续５年的通货紧缩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严重影响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深度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ＧＤＰ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产出缺口”有所扩大。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１９９９年３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１％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１９９７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１９９８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１％；到２００２年４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２．１％和－０．３％。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从１９９７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以１９９６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２０００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２５．６个百分点；到２００１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１１．５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５．３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１．６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６．９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１．７个百分点。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我估计，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３０００亿元。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１９９５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２３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地大幅度下降。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ＷＴＯ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ＴＦＰ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ＴＦＰ（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５５％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５．４％；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９．５％；ＴＦＰ大约是２９．４％。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ＴＦＰ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３０％，几乎是１／３。这个结论接近其他学者的研究，但低于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他们是４０％。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１％。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４０％，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ＴＦＰ。
    提高ＴＦＰ，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其中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责任不够的政府变成一个高度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公民监督和信赖不够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转向高质量高增长模式，这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