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亟需确定能源结构调整目标

    我国的能源研究单位及国际组织对我国2020年、2050年能源预测，大多是依据1995年～1997年的数据，在1997年前后做出的。在这以后，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发生了几个不可忽视的变化：一是关井压产和关闭小煤窑等政策因素，从1997年起我国煤炭生产和消费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二是从2000年起国家相继出台“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计划，这势必对我国未来的能源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三是近年来我国能源弹性系数变化很大，而弹性系数是预测能源需求的要素之一，因此原来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有待时间的检验。此外，数据可靠性或其他非技术性因素对预测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小看，如由于走私使我国1997年～1998年石油进口数据失真，1999年国内预测2000年石油进口量约5000万吨，实际进口达7000万吨。短期的误差就这么大，远期的误差就更难说了。由于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使我国在油价高的时段多进口了石油，国家多支出了几十亿美元；从国家收支平衡看，基本抵消了石油系统2000年产生的经济效益。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未来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
    我国未来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究竟是多少？根据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等单位的预测，2020年我国增加到20多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增加到34亿吨～44亿吨标准煤。对这些结果的取舍需要我们判断。从改革开放后能源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1980年综合能源约6亿吨标准煤，到2000年约12亿吨标准煤，翻了一番；同期的GDP由1980年2522.3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9000多亿美元，翻了近两番；用人民币计算的GDP翻了两番多，其中的误差是由于1991年汇率调整引起的。也就是说GDP翻两番多，能源翻一番。对于2020年和2050年人口和GDP的情况，根据“十五”计划，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到2010年再翻一番；到2020年还有一个大的增长。能源增长多少需要我们推测。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发达国家的能源增长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能源消费不增长条件下的GDP持续增长。我国的工业化还有一段路要走，能源不可能进入守恒阶段，但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等都在同步推进，特别是2000年在能源消费下降3.7％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仍达到了7.8％。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综合能源增长是肯定的，也不用怀疑，但可能是线性增长而不是指数增长；2020年我国综合能源将达到20多亿吨标准煤，2050年约32亿吨标准煤（人均2吨）。
    关于未来的能源结构，国内也有不同的推算。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提出，希望在2020年使煤炭在能源供应与消费的比重降至55％～60％以下；煤层气、地热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及其他可再生或清洁能源在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将是重要补充，但在2020年前不可能成为我国能源供给的主流。能源所周大地用情景分析法提出，我国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时，终端能源消费部门结构将由工业、交通、建筑物（含居民和服务业）各占约1／3；人均能源消费量达到2吨至2.5吨标油，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30亿吨至37.5亿吨标油左右；能源结构中煤炭不能高于35％，油气一次能源大约在40％～50％左右，一次电力（核、水、风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应该在15％～20％以上。何祚庥院士在1999年提出我国未来能源结构的三三制，即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原子能发电各占1／3。
    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能源结构必然是多元化的。目前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不尽相同，南非1998年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达76％，比我国还高。我们没有必要按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模式来设计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按保守推算，2050年我国能源结构，煤炭约占40％～50％以下，油气一次能源占25％～30％，一次电力（核电5％～8％，水电约25％，风能、太阳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约占30％。在布局上，应通过地区和行业的能源结构调整，在提高沿海油气比重的同时，加强火电环境污染的治理；推进洁净煤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加大西南地区水电的建设力度；在能源缺口较大的华南和东南地区加快核电发展。从中期看，在天然气产地和“西气东输”工程的沿线，需抓住产业升级、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扩大天然气利用。从长期看，应通过加速发展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先进能源技术的国产化，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我国能源工业的跨越式发展，直接进入多元化的能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