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物价不会有大幅波动
2006-06-02 00:00 来源： 我的钢铁 作者：mysteel
高经济增长与低物价总水平的良好组合，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然而，人们还是对中国经济有很多的担忧，未来价格水平是否还会持续地大幅度地下降？物价水平的下降是否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不可持续？笔者认为，未来物价大幅波动可能性不大。
强劲总需求决定价格
水平不会大幅下降
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化，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实体经济的层面和货币金融层面。
在实体经济层面，物价总水平取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需求由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大部分构成。在总供给一定时，总需求上升，物价水平也会相应地上升，反之则会下跌。类似地，在总需求一定时，总供给增加会导致物价水平下降，总供给减少则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在总需求的构成中，不同的需求对物价指数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例如，投资需求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更大，而消费需求则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更大。但是，在一个市场机制非常完善的经济体制中，这两类价格指数之间是可以互相传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可能会最终引起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要求投资增长率必须在20%以上，且中国仍然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仍会比较旺盛，因此，投资增长率在短时间内回落到20%以下的可能性是较小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各类投资品价格指数在短时间内再难以大幅度地下降。这样，由投资带动的总需求的增长将会使物价水平出现更大幅度地下降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且投资需求也是中国总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考察中国需求的变化我们首先要看投资的变化。2004年人们断言中国会出现通胀的主要依据之一便是30%以上的投资增长率。但是，投资增长率带动物价上涨的规律似乎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例如，2005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呈小幅回升之势，但各类价格指数———无论是生产者指数还是能源、动力、原材料价格指数———却在不断走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虽然本期的投资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总需求，但如果投资是生产性的，那么，它就会在未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供给，这样，如果未来总需求没有更大幅度地增长，物价水平的上涨就会受到抑制。或者说，如果消费、净出口没有更大幅度地增长，即便投资增长率没有明显的下降，物价水平也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上升。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其它两类需求没有明显地上升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的下降会在当期带动物价水平的下降。
现在，人们更关心的似乎是，中国目前的投资增长率能否持续？虽然政府对投资增长率一直高度关注，并防止投资增长率的大幅反弹，但鉴于中国经济的增稳增长要求投资增长率必须在20%以上，况且，中国仍然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仍会比较旺盛，并会保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投资增长率在短时间内回落到20%以下的可能性是较小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各类投资品价格指数在短时间内再难以大幅度地下降。这样，由投资带动的总需求的增长将会使物价水平出现更大幅度地下降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在消费需求方面，我国消费品市场依然较为活跃。虽然中国居民有较高的储蓄率，消费的意愿不太强烈，但消费品零售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增长率，这表明，居民在吃之外的其它非必须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居民的消费结构更趋于多元化。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不仅要取决于收入增长，还要取决于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也还要取决于金融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居民所面临的流动性问题。总的来说，在中国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相对较弱，因而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居民消费膨胀带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价格体系中的相对价格的影响，正是居民必需品的需求相对降低，对奢侈品的需求会相对地较高，这决定了奢侈品的价格上涨动力更强。
在总需求中的净出口方面，尽管2005年7月份以来，人民币保持了缓慢上升的趋势，但中国的出口并没有受到汇率变动的太大的影响。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新的国际分工的结果，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外包与供应链重组当中，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劳动成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外包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转而创造更高档次的产品或服务，以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正是这一原因，从中国的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其它许多国家是不同的。在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国外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增加和贸易顺差，弥补了中国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这也说明，在一个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经济而言，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都不是由国内需求单方面的决定的。
结构与体制性因素
不会导致物价大幅上升
近三年来，人们在讨论价格水平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转移到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当中来。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和最近一年来国际有色金属期货价格的爆发式上涨牵动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的神经。国外的投行们在讨论这些资源价格上涨的时候，又都不约而同地将其归结于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对能源和资源的过度需求。资源类产品价格的变动是我们在分析中国物价水平时所无法回避的，因为它也反映了中国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与体制性的矛盾。
近年来，中国的分类价格指数当中，资源类产品价格无疑也是上涨得最快的。受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这些行业的企业利润也得到了空前地上升，这又进一步带动了这些行业的投资大幅地增长。另外，资源类产品价格机制改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国的资源价格改革已经启动并稳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的改革将导致我国价格还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资源类产品价格的上升。
但是，较高资源价格是否一定会导致最终产品价格和其它所有中间投入品价格的上升？
我国市场调节的产品价格最低也达到了近90%，因此，即便政府完全放开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也不大可能导致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另外，资源类价格改革也不大可能导致最终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显得较为粗放，但GDP的能耗量已经得到了大幅下降。因此，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企业的成本影响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弱
首先，我国市场调节的产品价格最低也达到了近90%，因此，即便政府完全放开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也不大可能导致全面的产品价格的上涨。另外，资源类价格改革也不大可能导致最终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显得较为粗放，但GDP的能耗量已经得到了大幅度地下降。因此，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企业的成本影响已经有了较大幅度地减弱。
其次，中国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产生机制并不完全具备。由于中国总体上处于储蓄大于投资，也即国内的总供给大于国内的总需求，因而物价总水平缺乏持续上涨的根基。在2005年1-4季度，除了成品糖、烟、石（柴）油、照相机、录音机和组合音响等产品的库存有所减少外，其余的主要工业产品的库存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平板玻璃、钢材等的库存增长率高达50%以上，以至于“产能过剩”成了人们谈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另外，在一个竞争越来越充分的经济体里，厂商要将成本完全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尽管目前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可能在高位运行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它们并不能够有效地传递到下游产品的价格当中去。这就意味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以放缓利润增长为代价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事实也是如此，2005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额增长率曾一度达到60%以上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受价格管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中国的CPI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胀程度及价格水平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实际影响。例如，在恩格尔系数已大幅下降、居民对其它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在CPI的统计中仍然给予食品类产品较高的权重，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其它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对居民真实收入和福利的总体影响。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推进，隐性的通胀会逐步释放，以及随着诸如构成CPI篮子的各类商品权重的变化，统计上的CPI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最终产品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目前CPI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胀程度及价格水平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实际影响。例如，在恩格尔系数已大幅下降、居民对其它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在CPI的统计中仍然给予食品类产品较高的权重，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其它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对居民真实影响。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最终产品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改观
货币供应与信贷的变化
支持价格水平平稳运行
就货币供应量而言，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流通中的现金M0、由M0和活期存款构成的M1，和再由M1加上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M2。实际上，在用货币指标来观察物价的变动时，我们应当区别流通中的货币和非流通中的货币。只有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才能够真实地影响到物价水平。进入流通中的货币越多，那么，在商品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就会相应地越高；反之，在商品供给总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退出流通的货币越多，那么，即便货币供应总量增长了，它也不会在物价水平的上涨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流动性结构。在货币统计上，如果货币流动性越强，那么，它作为交换媒介、支付手段的功能也就越强，因而它的“货币性”也就越强。在我国，这部分流动性极强的货币就是M1。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流通中的现金更多的是用于小额支付，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广泛的电子支付工具的运用，流通中的现金量的变化也物价水平的关系越来越弱了。与M1相反，广义货币的“货币性”相对较弱一些，作为一种资产，它更多的是发挥价值贮藏的职能，正因为如此，构成M2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在统计上叫做“准货币”。是故，中国与物价水平关系最为密切的货币供应量是M1，在M2的构成中，如果M1的比重越低，“准货币”的比重越高，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货币只是“购买力的暂栖所”而退出了商品流通，因而它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也就减弱了。在货币供应层面上，虽然我们看到，自2005年3月份以来，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就率先上升，在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维持在18%左右的水平，但由于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始终没有随M2的增长率的上升而迅速地回升，结果物价指数，尤其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自2004年第四季度随M1的增长率的下降而下降之后，再在2005年第二季度以后随M1的增长率的相对平稳而平稳了。是故，理论的规范分析与事实都说明，在中国，我们要从货币层面来观察物价的走势的话，最好是选择流动性更高的狭义货币M1，而不是M2。（中国证券报）
强劲总需求决定价格
水平不会大幅下降
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化，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即实体经济的层面和货币金融层面。
在实体经济层面，物价总水平取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需求由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大部分构成。在总供给一定时，总需求上升，物价水平也会相应地上升，反之则会下跌。类似地，在总需求一定时，总供给增加会导致物价水平下降，总供给减少则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在总需求的构成中，不同的需求对物价指数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例如，投资需求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更大，而消费需求则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更大。但是，在一个市场机制非常完善的经济体制中，这两类价格指数之间是可以互相传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可能会最终引起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变化。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要求投资增长率必须在20%以上，且中国仍然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仍会比较旺盛，因此，投资增长率在短时间内回落到20%以下的可能性是较小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各类投资品价格指数在短时间内再难以大幅度地下降。这样，由投资带动的总需求的增长将会使物价水平出现更大幅度地下降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且投资需求也是中国总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考察中国需求的变化我们首先要看投资的变化。2004年人们断言中国会出现通胀的主要依据之一便是30%以上的投资增长率。但是，投资增长率带动物价上涨的规律似乎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例如，2005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呈小幅回升之势，但各类价格指数———无论是生产者指数还是能源、动力、原材料价格指数———却在不断走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虽然本期的投资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总需求，但如果投资是生产性的，那么，它就会在未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供给，这样，如果未来总需求没有更大幅度地增长，物价水平的上涨就会受到抑制。或者说，如果消费、净出口没有更大幅度地增长，即便投资增长率没有明显的下降，物价水平也可能不会出现明显的上升。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其它两类需求没有明显地上升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的下降会在当期带动物价水平的下降。
现在，人们更关心的似乎是，中国目前的投资增长率能否持续？虽然政府对投资增长率一直高度关注，并防止投资增长率的大幅反弹，但鉴于中国经济的增稳增长要求投资增长率必须在20%以上，况且，中国仍然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仍会比较旺盛，并会保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投资增长率在短时间内回落到20%以下的可能性是较小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各类投资品价格指数在短时间内再难以大幅度地下降。这样，由投资带动的总需求的增长将会使物价水平出现更大幅度地下降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在消费需求方面，我国消费品市场依然较为活跃。虽然中国居民有较高的储蓄率，消费的意愿不太强烈，但消费品零售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增长率，这表明，居民在吃之外的其它非必须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居民的消费结构更趋于多元化。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不仅要取决于收入增长，还要取决于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也还要取决于金融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居民所面临的流动性问题。总的来说，在中国的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相对较弱，因而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居民消费膨胀带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价格体系中的相对价格的影响，正是居民必需品的需求相对降低，对奢侈品的需求会相对地较高，这决定了奢侈品的价格上涨动力更强。
在总需求中的净出口方面，尽管2005年7月份以来，人民币保持了缓慢上升的趋势，但中国的出口并没有受到汇率变动的太大的影响。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新的国际分工的结果，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外包与供应链重组当中，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劳动成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外包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转而创造更高档次的产品或服务，以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正是这一原因，从中国的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其它许多国家是不同的。在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国外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增加和贸易顺差，弥补了中国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这也说明，在一个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经济而言，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都不是由国内需求单方面的决定的。
结构与体制性因素
不会导致物价大幅上升
近三年来，人们在讨论价格水平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转移到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当中来。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和最近一年来国际有色金属期货价格的爆发式上涨牵动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的神经。国外的投行们在讨论这些资源价格上涨的时候，又都不约而同地将其归结于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对能源和资源的过度需求。资源类产品价格的变动是我们在分析中国物价水平时所无法回避的，因为它也反映了中国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与体制性的矛盾。
近年来，中国的分类价格指数当中，资源类产品价格无疑也是上涨得最快的。受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这些行业的企业利润也得到了空前地上升，这又进一步带动了这些行业的投资大幅地增长。另外，资源类产品价格机制改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国的资源价格改革已经启动并稳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的改革将导致我国价格还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资源类产品价格的上升。
但是，较高资源价格是否一定会导致最终产品价格和其它所有中间投入品价格的上升？
我国市场调节的产品价格最低也达到了近90%，因此，即便政府完全放开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也不大可能导致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另外，资源类价格改革也不大可能导致最终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显得较为粗放，但GDP的能耗量已经得到了大幅下降。因此，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企业的成本影响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弱
首先，我国市场调节的产品价格最低也达到了近90%，因此，即便政府完全放开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也不大可能导致全面的产品价格的上涨。另外，资源类价格改革也不大可能导致最终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显得较为粗放，但GDP的能耗量已经得到了大幅度地下降。因此，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企业的成本影响已经有了较大幅度地减弱。
其次，中国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产生机制并不完全具备。由于中国总体上处于储蓄大于投资，也即国内的总供给大于国内的总需求，因而物价总水平缺乏持续上涨的根基。在2005年1-4季度，除了成品糖、烟、石（柴）油、照相机、录音机和组合音响等产品的库存有所减少外，其余的主要工业产品的库存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平板玻璃、钢材等的库存增长率高达50%以上，以至于“产能过剩”成了人们谈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另外，在一个竞争越来越充分的经济体里，厂商要将成本完全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尽管目前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可能在高位运行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它们并不能够有效地传递到下游产品的价格当中去。这就意味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以放缓利润增长为代价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事实也是如此，2005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额增长率曾一度达到60%以上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受价格管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中国的CPI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胀程度及价格水平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实际影响。例如，在恩格尔系数已大幅下降、居民对其它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在CPI的统计中仍然给予食品类产品较高的权重，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其它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对居民真实收入和福利的总体影响。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推进，隐性的通胀会逐步释放，以及随着诸如构成CPI篮子的各类商品权重的变化，统计上的CPI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最终产品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目前CPI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胀程度及价格水平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实际影响。例如，在恩格尔系数已大幅下降、居民对其它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在CPI的统计中仍然给予食品类产品较高的权重，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其它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对居民真实影响。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最终产品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改观
货币供应与信贷的变化
支持价格水平平稳运行
就货币供应量而言，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流通中的现金M0、由M0和活期存款构成的M1，和再由M1加上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M2。实际上，在用货币指标来观察物价的变动时，我们应当区别流通中的货币和非流通中的货币。只有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才能够真实地影响到物价水平。进入流通中的货币越多，那么，在商品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就会相应地越高；反之，在商品供给总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退出流通的货币越多，那么，即便货币供应总量增长了，它也不会在物价水平的上涨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流动性结构。在货币统计上，如果货币流动性越强，那么，它作为交换媒介、支付手段的功能也就越强，因而它的“货币性”也就越强。在我国，这部分流动性极强的货币就是M1。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流通中的现金更多的是用于小额支付，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广泛的电子支付工具的运用，流通中的现金量的变化也物价水平的关系越来越弱了。与M1相反，广义货币的“货币性”相对较弱一些，作为一种资产，它更多的是发挥价值贮藏的职能，正因为如此，构成M2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在统计上叫做“准货币”。是故，中国与物价水平关系最为密切的货币供应量是M1，在M2的构成中，如果M1的比重越低，“准货币”的比重越高，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货币只是“购买力的暂栖所”而退出了商品流通，因而它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也就减弱了。在货币供应层面上，虽然我们看到，自2005年3月份以来，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就率先上升，在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维持在18%左右的水平，但由于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始终没有随M2的增长率的上升而迅速地回升，结果物价指数，尤其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自2004年第四季度随M1的增长率的下降而下降之后，再在2005年第二季度以后随M1的增长率的相对平稳而平稳了。是故，理论的规范分析与事实都说明，在中国，我们要从货币层面来观察物价的走势的话，最好是选择流动性更高的狭义货币M1，而不是M2。（中国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