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我国贸易数据表现为“进口增速下滑，出口增速上升”的劈叉表现，反映出内需持续不振。从长周期进口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通常，我国商品进口与出口贸易总值的同比增速正相关变化。但今年1-5月的整体进口增速出现下滑，与出口的高增长背离，从进口商品结构看：我国商品进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业基础原材料类（金属矿砂等）和能源类（煤炭、天然气等）商品增长明显，高端制造原料（如电气零件等）的进口同比变化不大，其他民生和消费进口品需求下滑（根据历史数据，基础工业和高端制造原料、能源、民生和消费品的进口总值分别占商品进口总值的1/3左右），这可能是海外对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限制和内需不振共同影响的结果。
- 2024年以来的贸易数据与2014-2015和2019年较为相似，可以看出当前经济环境与上述年份存在一定相似性。对比以上年份出口的累积环比增速发现：出口增速在年内的累计环比变化有较强的季节性走势——二季度增速大多为负，但呈现逐月上升趋势，到年底的出口累计环比增速约能达到10%水平。
- 从主要进口商品类别占进口总量的比例边际变化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我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从这一口径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过程中，完成产业升级尚需时日。近二十年，金属矿产、电气元件的进口占据进口商品结构主流，表明“基建地产”和“两头在外的制造业出口”的经济结构。但在地产走弱之后，进口商品结构并未明显变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弥补了地产的下滑；而在出口受阻时，又通过政策端拉动地产和基建来填充经济增长缺口。虽然高端制造不断更新迭代，但尚未成为经济顶梁柱，预计围绕制造业出口和地产基建的发展模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
【正文】
一、进口量和进口商品结构的中国特征
传统宏观经济学在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把出口、消费、投资作为“三驾马车”，认为只有净出口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在GDP核算公式中，进口对GDP的贡献为负，并且每个国家都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进口进行限制。
（国内生产总值=私人消费+投资+政府消费支出+（出口-进口））
但对我国来说，进口贸易的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1）资源禀赋不足，进口依存度大
虽然从绝对量上看，我国矿产、粮食与耕地等资源种类丰富、规模庞大，但对我国而言，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叠加重要矿产资源的品位较低，以及能源方面“富煤、贫油、少气”的格局，迫使我国大量进口相关生产生活资料，以面对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民生生活和工业生产需求。
（2）内靠地产外靠出口的经济特征
1987年后，我国以出口促进战略作为主要发展模式。在出口促进政策导向之下通过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推动加工贸易，并通过进口贸易来调剂需求缺口，进口了大量发展生产必需的原材料和国内短缺的零部件，缓解了国内供需的矛盾，即采购和销售“两头在外”的贸易体制，支撑了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
另外，从历史发展路径来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外汇储备也有巨量积累，但资源和生产要素更多地进入了出口加工部门，各级政府竞争性地扩大了本地公共资本的支出，使得基建与房地产在过去二十年成为除出口贸易外，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来源。
因此，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规模（GDP）与商品进口总值同步增长，增速变化也较为一致。（图一、二）此外，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出现明显偏重，也表明我国形成了投资（地产+基建）和出口（两头在外）为核心的经济结构：
我国近二十年进口商品格局基本保持稳定，主要的进口商品为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商品和基础能源商品，其中最主要的要属“金属矿、电气元件、石油、煤炭和天然气”。
二、进口商品量和商品结构变化看过去20年中国经济波动周期
在二十年前，我国主要的五种进口商品的进口总值占总进口金额比例仅有35%左右，而这五种商品进口总值持续增长，截止2023年底，这一比例已超过50%。（图三、图四）
如果我们从这几种主要进口商品的边际变化来看（图五），能够有效反映出我国近二十年所经历的经济周期波动：
第一阶段-2000-2008年：城镇化与工业化起步，“房地产+出口”成为核心经济模式
这一阶段，我国金属矿产、石油等商品进口比例明显上升（图五），核心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动。
我国人口基数大，叠加上世纪70年代的婴儿潮，使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具有天然的人口红利，为房地产行业发展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出口贸易模式提供了一定支撑：
国务院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推进城镇化举措，1998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确定了从农村到城镇的房地产市场优化发展方向。另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亚洲的制造业开始围绕中国进行重组。
这一阶段，房地产行业的建设带动了相关领域和市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同时也开启了一轮工业化浪潮。煤炭、钢铁、建筑和化工板块均有明显增长，且从股市也有所体现。（图六）
第二阶段-2009-2016年：地产与出口互补，经济逆周期调整
这一阶段，我国金属矿产、和石油等商品的进口比例先增后减下滑，而电机与电气零件的进口占比见底回升（图五），核心原因是两大经济支柱“地产”和“出口”之间的互补。
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向全球扩散，我国在紧缩政策的影响下，经济出现下行压力，生产与出口显著下滑。（图七、八）
不过2008年末，国常会提出四万亿基建投资计划以刺激总需求，叠加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商品房住房消费和地产企业融资需求。（图九、十）从而导致出口的下滑由基建和地产来弥补。并且为配合出口促进战略，各地政府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而又推动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
但地产的潜在风险不断累积，压力开始出现，因此不得不加快制造业转型来支撑经济，因而电气元件等高端原材料的进口有明显提升，制造业发展也从低端向高端制造过渡，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图十一、十二、十三）
第三阶段-2016-2020年：高端制造实现突破但支撑力度不强，地产压力愈发明显
这一阶段我国金属矿进口比例再次回升，电气元件进口保持高位，反应基建地产以及高新技术制造产业的共同增长。此外，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进口比例稳定上升，主要由于能源安全的考量。其中天然气进口的增长速度最快，也表明可持续发展趋势的逐渐形成。（图五）
虽然对房地产业的刺激不断，但其面临的压力很快再次出现，经济下行压力开始显露：
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但暂未出现新型主导产业，导致经济增速呈现阶梯式下行，直到央行在2014年创设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在2015年底进行棚改货币化安置，通过在三四线城市定向宽松等一系列举措，再度通过稳地产来稳定经济，而后我国经济展现出高端制造和地产共同增长局面。
不过，虽然持续刺激地产复苏，叠加制造业新三样和半导体制造的突破，经济增速却并未恢复。在2016年后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后，货币宽松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反而使得房地产价格泡沫越来越大，因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各类资产来说，由于未能找到能承担起引领中国经济周期重任的行业，资金只能被迫流向地产，并且越来越集中于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的房产，使不同城市之前在地产方面出现强者恒强的分化局面，也为后续地产周期走到末期做了铺垫。
第四阶段-2021年后：“两大支柱”对经济支撑力度有限，内需不振是关键
疫情后周期，我国商品进口再次显示出：金属矿产品进口量显著增长，电气元件进口自高位有所下滑，能源品进口边际提速的局面。数据表明我国“地产”+“出口”的经济结构仍然没有改变，而且在2023年底以来，用基建和地产托底经济的表现的愈发明显。
通常来说，我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值的同比增速呈现较为一致的变动关系（图十四）。自2021年开始，我国出口和进口增速就自高点出现大幅下滑，我们认为核心原因是我国工业生产动力和国内实际需求的不足。
（1）工业企业利润收缩，生产动力下滑
而从工业企业利润和商品进口总值的变动关系来看，自2021年起，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就和进口总值同比增速一同下滑，呈现出紧密的同向变动关系。（图十五）
由于我国的出口贸易主要以采购和销售两头在外的模式运行，也将导致电气元件和金属矿砂等我国的核心进口商品的进口需求下滑。
另外从近期来看，2024年1月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承压，尤其是钢铁行业亏损规模连续几个月超过百亿，生产动力出现下滑，也将对出口产生一定影响。
（2）市场信心不振，社会消费不及预期
虽然2024年前几个月我国社会零售消费显示出明显的同比增长，但从节奏上看，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仅在传统销售旺季如网络促销活动、传统节假日等期间存在一定增量。
另外，中长期看，我们根据2019年前我国社会消费数据建立模型，通过历史增速模拟未来可能的增长路径，发现：当前我国社会消费的实际增速，显著偏离模型一致预期，而且增速差值（预期-实际）逐渐扩大，表明疫情之后我国实际消费的增长仍未完全恢复。
此外，国际贸易与经济封锁可能也是导致进口下滑的主要原因。2021年后，全球不稳定性因素显著上升，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国际贸易管制成为了“冷战”的主要手段。对我国来说，在2021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立法建设和执法力度均有加强，美国主要通过打击“计算机、航空航天、半导体、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以阻碍我国发展，并将以上大部分行业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这也可能是2021年后我国商品进口中电气元件进口比例明显下滑的原因。（图十七）
因此，在我国经济结构“出口”+“地产”不变的情况下，制造业商品出口和高端制造所需的电气元件进口均呈现显著下滑，叠加核心地产集团在2021年因债务压力而出现“暴雷”情况，考虑到出口限制而拉动内需相对容易，所以我们也能够在近期看到再次通过政策端拉动基建和地产的动作，进口数据也显示出金属矿砂进口的大幅上升：
2023年11月，我国宣布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债，通过中央加杠杆的方式，旨在用于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程等八个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方面，以拉动经济企稳恢复。另外，2024年5月地产相关政策如降低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等措施频发（5.17新政）。
但从结果看，对地产的托举和基建的支持收效甚微：从地产销售看，虽有边际改善，但也仅集中在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新房市场并未有效改善。另外，根据调研，各地资金到位情况不佳，专项债发放速度慢，并且存在项目与资金不匹配情况。因此，未来地产和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支撑可能要重新衡量。
三、商品出口仍是短期的经济支撑
从环比角度看，今年下半年的出口仍然有增长预期：
通过对比，近期我国的贸易数据变化与2014-2015和2019年较为相似。回顾历史同样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与上述年份存在一定相似性，对比以上年份商品出口总值自当年1月的累积环比增速发现：出口总值增速在年内的累计环比变化有较强的季节性变化——二季度增速大多为负，但呈现逐月上升趋势，到年底的出口累计环比增速约能达到10%水平。（图十八）
综上，五月我国贸易数据表现出的“进口增速下滑，出口增速上升”反映出了当前市场的主要矛盾——内需不振。并且考虑到新型经济支柱仍未形成，地产和出口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支柱的格局中期仍将持续。
从近两年针对基建和地产的多项政策来看，可能通过地产和基建再次拉动经济增长收效甚微，政策对实体经济和社会信心的改善效果仍需进一步观察。
此外，工业生产热情的走弱和消费需求的不及预期，可能预示着内需不振问题短期未必能得到有效解决，中长期也将对出口存在一定影响。但短期来看，即使当前经济环境略显疲软，但环比来看，今年下半年的出口增速仍有一定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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