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吃螃蟹者”重庆：站在内陆开放前沿

中新网重庆4月6日电 题：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吃螃蟹者”重庆：站在内陆开放前沿

中新网记者 钟旖

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正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2020年，该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5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中国第五位。

从1983年之前没有直接出口权，到2020年外贸站上6500亿元人民币台阶；从兴于水、困于山，到打破交通“先天不足”制约，构建“四通八达”的水铁空物流大通道；从产业单一的“汽摩之都”，到全球25%的笔记本电脑“重庆造”……不沿边、不靠海的重庆将“开放”之路越走越宽，上世纪80年代的一场“经济直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被提上日程。彼时，城市生产社会化程度高，财政收入既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又有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改革的“复杂化”让中央决定“先试点，再铺开”。

1983年，中央批准重庆成为中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被赋予“搞活经济，打开新局面”的使命。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三级调研员俞荣新介绍，重庆之所以“第一个吃螃蟹”，是基于自身的有利条件。1980年前后，重庆工业总产值占西南地区的六分之一，城市体量大、工业基础好、资源较丰富、商流系统好。以工业门类为例，1981年工业按行业系统划分，重庆拥有全部14个大部门、43个小部门及166个行业中的144个。

没有现成的模式，重庆从改进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流通体制、财政税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适当扩大重庆市的行政区范围等重点方面“摸着石头过河”。有人戏称，当时的重庆是“穿着裤衩搞试点”。

1983年至1987年综合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进行“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改革外贸体制，打通长江通道，发挥重庆内河外贸港口作用；以城市为中心合理组织商品流通，进一步搞活经济。

以企业联合改组提高生产效益为例，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同重庆市内和友邻县的14家工厂企业及成都、贵阳、昆明三个手表厂联合经营，在三年时间里把山城牌手表的年生产能力从50万只提高到140万只，并使原来只能生产零配件的成都、贵阳、昆明三个手表厂很快生产出“蓉城”牌、“筑城”牌、“春城”牌手表。

“改革试点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还体现在交通、生活水平等方方面面。”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艾新全回忆，1983年，他刚从大学毕业入职重庆市委机关，多个处室只有一门手摇电话机。到1984年底，5万门电话落地重庆，每个处室都有。

“往事”直观反映改革试点后重庆在“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上的突破。改革试点前一年，时任重庆市长于汉卿出访法国，同图卢兹市达成友好城市协议。改革试点第一年，图卢兹市长回访，因没有直线航班，对方需飞上海转道重庆，偏巧重庆白市驿机场因大雾关闭，对方在上海一等就是3天，后因行期已满，遗憾地打道回府。此事引起中共重庆市委领导重视，觉得应该修一个全天候的机场。1984年底，投资预算2.6亿元人民币的重庆江北机场正式立项。而此前，重庆没有经济自主权，1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需报四川省审批。

“试点后的重庆，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中心城市地位进一步凸显。”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马述林介绍，改革试点期间，重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14.1%，而当时中国平均水平是12%；城市基本建设投资额年均达20亿元人民币。

对外开放方面，综合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市与外地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协作项目3546项，吸引外地投资3.6亿元人民币；同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济贸易和友好协作关系，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83项，金额达1.45亿美元。1987年重庆外贸创汇达2.23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6.8倍。

马述林认为，这场改革试点还为1997年重庆直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如今的重庆，虽处内陆腹地，却早已站在内陆开放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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