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期货行业一度盛行的“外盘代理”业务代表着我国期货市场短暂的单向开放，那么如今期货品种国际化、期货经营机构“走出去”及外商投资期货公司持股比例放宽等，则宣告了我国期货市场双向开放时代的到来。当前，在我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期货市场的双向对外开放意义非凡。
当我国成为能源化工、金属、农产品等领域多种大宗商品的最大生产、消费及进口国，打造能够更好反映中国乃至亚太市场供需关系的定价基准，提升定价话语权，成了维护实体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为实现这样的目标，监管层明确表示，未来国内“所有条件成熟的期货品种都要国际化”。同时，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实体企业也急需通过参与境外期货及衍生品市场进行风险管理，实现行稳致远。
对每个企业和行业而言，最大的机遇莫过于在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中找准自身定位并充分发挥价值。期货经营机构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将把握住稍纵即逝的重大历史机遇。在期货市场新一轮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内期货行业既要做“中国价格”“中国标准”的传播推广者，也要做值得实体企业托付与信赖的国际大宗商品风险管理专家。要实现这样的定位，期货行业需要从强化“内功”着手。
首先，了解客户真实需求是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前提。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满足或引领客户需求的基础上，期货经营机构在服务境内客户参与境内市场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而对于服务跨境客户以及对接境外经纪机构却大多经验不足。在信息系统、交割、资金汇兑、研究咨询等各方面，客户的具体化、个性化需求值得期货经营机构持续深入沟通与挖掘。
其次，丰富服务手段和克服地域障碍，是提升跨境服务能力的关键。单纯的经纪业务难以为继，这在期货行业已基本达成共识，为此，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创新业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而期货经营机构在“走出去”和“请进来”过程中，由于地域、语言、人才、牌照、成本等限制，原本日益丰富和成熟的服务手段却受到限制。为避免这一矛盾，期货经营机构需要提高跨境业务的起步标准，提升人才的吸引力和培育能力，并探索与境外成熟金融团队的合作机制，完善机构功能设置和业务牌照。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在跨境业务中增加基差贸易、场外衍生品等风险管理业务及资产管理等能够抓住客户“痛点”的服务，条件成熟后进一步探索混业经营，实现更高层次的市场竞争。
最后，防控金融风险的“弦”需时刻绷紧。在20余年发展中，我国期货市场在监管法规及交易制度等建设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而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发达国家期货市场，其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体系细致入微。我国境内期货经营机构不仅需要使境外客户尽快了解和适应境内市场规则，自身也需全面细致掌握境外各主要市场的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防范因投资者教育不到位和制度法规理解不透彻而产生的风险。此外，在与境外经纪机构合作过程中，IT系统对接、风险控制、客户资金管理、合规等方面的制度和技术准备也需做到滴水不漏。
除了积极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外，顶层设计对于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成效同样至关重要。建议监管层为期市开放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例如为“请进来”的境外投资者提供便利的汇兑政策，打消其在资金进出方面的顾虑；加强监管，减少管制，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提升相关期货品种的流动性和市场容量，以增强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增强“中国价格”的国际认可度；推出汇率期货品种，为境内外客户提供汇率风险规避的途径；同时，适时放开QFII等机构参与境内期货市场，并有步骤地放开更多的境内实体企业及相关客户参与特定的境外市场，并提供汇兑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满足其风险管理及资产配置等需求。
如今，我国正持续深入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这些举措顺应了国际潮流，也是历史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选择。期货经营机构应怀着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学习、实践和创新，不断丰富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为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发展添砖加瓦，为振兴实体经济和打造金融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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