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企搬迁调整加速进行时
·观察·
环境问题推动下搬迁成必然
在1965年版的1角人民币上，画着一群面露幸福笑容的工人正下班回家，背景是很多冒着浓浓黑烟的大烟囱。在记忆中，炼钢工人、纺织工人、车床工人，都曾作为主角出现在人民币上。对于我们这个几千年的农业国家来说，工业化曾经是一个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而且，不管什么工业，都是幸福的象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评价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指标，还是看这个城市是消费型城市还是生产型城市。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环境要求的提高，这一观点正在发生变化，控制工业污染的呼声日益加大。其中，就包括了对钢铁企业减排的更高要求。
城区钢企面临的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大部分钢铁企业分布在内陆地区的大中型城市，46家企业位于省会和特大型城市。而且，除西藏外，每个省（市、区）管辖范围内均有钢铁企业。近些年，大多数钢铁企业在谈到环境建设时，总免不了说到企业的绿化覆盖率，说到企业的公园、景点建设，并称企业为花园式工厂。对于这一点，环保人士在肯定的同时，往往也会指出其中的症结。2004年，环保专家在给一家钢铁企业做搬迁前的环境评估时，就这样形容他登高看钢企的情景：“沸腾的十里钢城上空是一大片乌云般的烟雾，蘑菇云一样缓缓升腾，最后天女散花般四散飘去。可以说，花园式工厂的说法完全是地面上行走的感觉，空中却是烟雾缭绕。”
对于这种形容，钢铁企业往往接受不了，因为从量化指标上来看，大多数企业都是环境达标企业。但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如果存在石化、冶金等多个企业，尽管每个企业都能实现环境达标，但是每个企业尚存的污染叠加起来，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就大了。这就好比虽然在装修房子时选的都是环保材料，但这些符合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的“绿色材料”还是会释放一些有害物质，导致装修后室内空气还是会有污染。
因此，虽然城区钢铁企业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进行环境治理和三废处理，但囿于城区环境容量，形势还是不容乐观。
搬迁成为城区钢企的必由之路
在如何消除工业污染这一问题上，一般有几种途径：一是通过采取不危及工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行政监督，以降低工业污染；二是颁布严格的规章制度，迫使企业建设环保设备或改进技术装备，以降低污染或消除污染源；三是将污染企业或企业中释放污染的部分搬迁到郊区或其他城市。
过去的几十年中，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对污染采取的对策主要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策略，即将污染企业搬迁或将废弃物运到其他地方。该方法已被东亚国家的很多城市管理者所采用。
在我国，今年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就明确指出，要“组织实施好北京、广州、杭州、合肥等城市钢厂搬迁项目，统筹研究推进抚顺、青岛、重庆、石家庄等城市钢厂搬迁。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集聚发展，以人为本，减少城市环境污染”。因此，从国家的规划和城市的发展来看，城区钢企的搬迁已经成为不得不为的事情了。
搬迁进程还须推进
工厂搬迁是基于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对于钢铁企业来说，是否有必需的原材料和交通基础设施、土地和开发成本的高低、产品是否适应市场需求，以及能否得到熟练的工人都是搬迁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传统的企业选址理论和现代环境意识的结合，使要搬迁的企业大多要考虑这些条件：离大城市近、土地便宜易得、运输条件优良、原料供应充分、环境容量大、地理位置好、投资环境好等。
但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地点却是不多。而且，动辄上百亿搬迁资金的来源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少计划搬迁的企业也正是因为资金问题难以解决，搬迁迟迟没有进展。
近年来，除首钢搬迁曹妃甸、浦钢搬迁罗泾之外，计划搬迁或传出搬迁消息的还有重钢搬迁长寿区、武钢市区厂搬迁阳逻开发区、合钢搬迁霍邱、东特大连基地搬迁大连市登沙河镇、抚顺新钢铁异地搬迁等。在这些搬迁项目中，除一些有实质性进展外，有些项目只是在立项时有过消息，之后一直悄无声息或是雷声大、雨点小。
确实，对于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钢铁企业来说，城区钢企的搬迁，特别是整体搬迁，由于涉及的资金量比较大、涉及的职工总数也比较多，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须慎重考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区钢企搬迁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节能减排，首先要对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工业进行调整；二是钢铁产能已出现过剩，按照《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城区钢企在搬迁中才有再生的机遇；三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企业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承担搬迁造成的经济压力和实现结构调整的能力。
而且，比较重要的是，首钢搬迁调整是城市钢厂搬迁的典型代表。搬迁过程中涉及了老企业产能关闭、富余人员安置、企业债务（债权）处置、外埠企业分离，以及项目建设地的淘汰落后、财税政策支持、企业体制创新等内容。通过首钢搬迁调整的实施，钢铁行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已经将城区钢企搬迁与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和兼并重组结合起来，放在“加快调整产业布局”的大局下通盘考虑。在这种形势下，谁先行动起来，就将获得发展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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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企业搬迁的3种外在推力
在全球范围内，城市的发展一直与工业的发展相关，这种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存在。但工业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把工业企业搬离城市就提上了日程。
国家政策
在政府对经济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国家，企业搬迁通常是国家工业发展政策的一部分。例如，韩国快速的工业化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资源和追求经济规模，工厂通常都被集中安置在选定的城市区域，并且为各种工厂提供大规模的厂房等设施。然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一政策在城市中引起了严重的结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轻、重工业比例失衡，地区收入差别过大，大城市工业企业的过度集中和过度污染。
于是，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工业搬迁政策以减轻上述问题。1970年，韩国贸工部实施《地方工业促进法》，该法案的宗旨是消除汉城（现称首尔）和其他城市间工业发展的差别，促进韩国不发达的西南和东北地区的就业。所采用的措施包括建立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区，提供含有补偿金的土地和不动产，对从韩国3个最大城市搬出的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对从汉城搬出的企业给予进一步的优惠。韩国在1977年实施的《工业布局法》和1979年实施的《汉城地区发展计划》成功使韩国的工业分散开来。根据1995年的调查，仅有10%的大企业仍留在汉城，50%的企业搬迁到汉城周边的其他地区，40%的企业搬离了汉城地区。
城市管理
迅速发展的城市为了改善自身的环境质量，通常将污染企业搬迁到近郊地区或城市周边的小城市。这种策略通常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将大城市中心区的整个企业搬迁到周边地区，二是将工业废物运到本区域外的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理。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的效果是明显的。将污染工业从市中心搬出，不仅改善了区域环境质量。而且，如果管理得当，搬迁对那些设备老化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企业可以采用先进的生产线，或安装排放少的处理设备。
在我国东部，很多经济水平高、环境意识强的企业已经或正在采取搬迁的方法来解决工业污染问题。大连市政府将城市发展、土地利用计划和环境管理等几方面结合起来，成功进行了工业搬迁。与此相类似，韩国企业搬迁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汉城的污染企业被搬迁到了周边像安山这样的小城市。对于安山来说，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因此当地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企业。现在，比较常见的方式是韩国大城市将工业废弃物运到周边城市，而不是将污染企业整体搬迁。目前，日本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企业的污染问题，其工业搬迁是通过运出固体废弃物来实现的。
土地增值
在某些城市中，工业搬迁可能只是地方发展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的一个方面。例如，在某些历史名城的中心区域有众多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城区缺乏规划，通过再开发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我国的很多城市目前正在进行这样的再开发。
土地的有限性，会导致利润低下的土地使用（如小的、效率低的工厂）被高效益的方式所取代（如大规模的商业和住宅开发）。目前，大城市已成为土地使用再开发的目标。我国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都建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居民小区，这一体制导致在城市中形成混乱的用地模式。而且，这种土地利用模式往往经济效益低，重新开发可能会带来更高利润的商业用途。但这种搬迁计划的实施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如动迁费补偿和税收激励等。
在我国，很多城市都建有高新工业园区。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不仅对城市发展有利，而且对城市管理也是非常有效的。
·借鉴·
韩国“重大长厚”企业的搬迁和集中
对一些重工业行业部门，如钢铁、重型机械、造船、重化工等，我们曾称其为“傻大黑粗”；韩国对这些行业也有一个称号，叫做“重大长厚”。这些重工业行业无疑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审视，这些行业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高耗能、高耗原材料、重度污染环境，所以对它们进行规划和调整是各国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韩国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钢铁企业合理布局和搬迁并举
朝鲜半岛受日本殖民统治40多年，北半部因为有铁矿和煤矿资源，所以日本统治时期在北半部建起了清津和黄海两座小型钢铁厂；南半部，即现在的韩国境内，因无铁矿和煤炭资源，所以没有一座钢铁厂。1953年朝鲜停战，韩国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开始战后经济恢复，却“手无寸铁”。于是，韩国计划要建设钢铁厂，但各方对厂址的选择争议较大。大部分人表示，应该建在首都附近，至少也要建在京仁（首尔、仁川）圈内；认为这里经济力量和人口较集中，可以带动京仁经济圈的形成和大发展。小部分人主张，钢铁厂要远离人口稠密、经济力量集中、交通流量大的大城市，要选择合适厂址，并列举西方国家新建钢厂的选址原则作例证。
最终，韩国第一座联合钢铁企业浦项制铁选址在庆尚北道的浦项市前的迎日湾内，并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建设。这就是现在浦项制铁株式会社的浦项制铁所，年产粗钢1600多万吨。
世纪80年代，浦项制铁要建第二座钢铁厂。综合环境和布局等诸多因素后，浦项制铁决定将不再在浦项市建钢铁厂，而转到全罗南道的光阳建第二座联合钢铁厂，年生产能力1800万吨。
新世纪初，现代制铁计划建一座联合钢铁厂，原来计划建在仁川，后经多方论证，决定将厂址选在忠清南道的唐津，并于2007年10月动工建设，年粗钢设计产能为800万吨，计划于2015年全部竣工。
韩国这3座联合钢铁厂均建在半岛南端的沿海，形成了一个小半圆形布局。韩国因铁矿石和炼焦煤100%依赖进口，这样的布局便于铁矿石和煤炭等原料的海运进口。同时，朝鲜半岛常年的风向是北风和西北风，钢厂排放的污染气体等可随风吹往大海，有利于减少对北部和中部人口稠密地区的污染。而从浦项市往北沿岸直到“三八”线的东部沿海地带，是韩国的海上旅游休闲区域，这一带不允许有“重大长厚”的重工业企业，原有的要迁移出去。
电炉炼钢厂及中小钢厂搬迁集中
从上世纪末开始，韩国对国内一些分散的电炉炼钢厂和中小型加工性质的钢厂实行了搬迁和集中。
江源产业公司在东海岸的两座电炉炼钢厂、首尔周边的4座电炉炼钢厂、仁川附近的3座电炉炼钢厂，全部被搬迁到唐津和浦项，其中3座被关闭。现代钢铁原在仁川市有电炉炼钢厂，后压缩了生产能力；新建的电炉炼钢厂建在了唐津，年产能120万吨。东部制铁新投资建设的年产能300万吨的电炉炼钢厂原计划厂址在仁川，后来改在唐津，现在已基本竣工。东国制钢新建的年产能150万吨的厚板厂，没有与现有在浦项的两个厚板厂放在一起，而选址在唐津，今年底竣工。这也主要是从环境容量、合理布局方面来考虑的。
韩国原来一些中小型钢材加工厂基本上分散在首尔和仁川的京仁经济圈内和釜山市内，规模小，且十分零散。前几年，这些工厂分别从京仁经济圈内迁到水原，从釜山市内迁到梁山区。水原和梁山区是韩国新建的钢材加工工业园，中小加工厂集中在里面，工业园提供一些带有共性的重大型设备，以优惠价格租赁给企业使用，同时工业园内统一安装减排设备，以减低污染。中小钢材加工厂的这种集中，提高了重大型装备的利用率，减轻了企业的设备投资负担，也为降低污染作出了贡献。
造船厂地域集中机械厂搬迁转移到中心地
韩国是世界上的造船大国，年生产量达1200万修正总吨（CGT），但韩国的造船厂没有在沿海地带全面“开花”，而是十分集中地分布在韩国东南角的蔚山和釜山。上世纪70年代，韩国新建起的四大造船企业———现代、大宇、三星和韩进的船厂均集中在这里；后来新建的造船厂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一地域。原因是韩国严格控制造船和修船的土地使用，防止其对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污染，所以造船厂建设用地要经韩国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
韩国的机械生产厂原来集中分布在首都经济圈内，如机床制造、重型大型机械设备、施工机械、发电设备、船舶机械等，后来相继搬迁出首都经济圈，迁往到庆尚南道的昌原市。现在，这里已发展成为了韩国的机械制造中心。（来源：中国冶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