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预算，一头连着政府，一头牵着百姓。钱往哪花？怎么花？花的效果怎么样？这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答题。19日至20日，上百名中外政府官员、国际机构代表和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同探寻预算绩效管理之道。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编制预算和执行预算是个相当庞大的任务。”在2019预算绩效管理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国和韩国局局长芮泽说，但“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成果”。
2015年修订后的预算法实施、公开预算执行情况的部门数量和详细程度不断提高、中央部门和地方对照年度绩效目标全面开展绩效自评……这位长期在世行工作的宏观经济学家，对中国近年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举措如数家珍。
芮泽的观点与不少嘉宾不谋而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算和公共开支司副司长乔恩·博恩达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经常访问中国，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
“中国引入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并一步步加以推进，这是值得尊敬的做法。”他表示。
2015年，中国新修订的预算法将“讲求绩效”作为预算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对预算绩效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正式印发，这是中国首个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纲领性文件，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行了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根本遵循。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说，中国预算规模增长迅速，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断提档加速，预算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同时也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他表示，下一步要持续改进预算绩效管理方式方法，提高科学化水平，做“优”绩效目标，做“实”绩效监控，做“真”绩效自评，做“深”外部评价，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质量。
预算绩效管理，不仅摆在中国政府“案头”，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持续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次研讨会由财政部预算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办，是世界银行“现代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技援项目下的一项活动。
“中国的预算绩效管理实践有其独特性，国际学术界提到的多种管理模式都不能对中国实践加以完全概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说，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相适应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看来，有必要完善对“绩效”本身的认识。他认为，绩效不应由单一维度定义，而应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多个维度，要抓住本质，不仅要微观上有绩效，更要宏观上有绩效。
审计署副审计长孙宝厚认为，要提高预算绩效，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进一步增强预算绩效信息的“可读性、可懂性、可用性和可审性”，应当从制度层面作出规定、提出要求。
当前，“有钱必有责、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但也要看到，预算绩效管理的困难和挑战依然存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认为，绩效评价指标如何更加科学合理且易于操作、绩效信息如何应用、跨部门资金如何评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合理探索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看来，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关键在于“全面”二字，要做到全方位、全进程、全覆盖。“在预算绩效管理问题上，我们不仅不能有法外之地，而且也不能有管理上的‘温差’。”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要让预算绩效信息既可靠可信，又可用好用，还要充分调动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组织、人大等多方力量，共同发力。预算绩效管理做得好，将有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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